无意中听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说：“坐公交车去上班，能会是成功人士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以前的人不是这样认为呢？

　　蒋经国回忆：曾有人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那时候，人力车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凯美瑞吧，吴当即令蒋经国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那时候的人，无非是吃饱饭种好田，免饥寒抗交迫，望升官盼发财，出志士搞运动，怀才情写诗赋。

　　辛亥革命时期的 “革命奇士”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瓫中只余糙米三升。”韩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这么潇洒呢？无他，价值理念决定的，在传统的社会里，无钱无势的人不一定是失败的人，宗教、宗族、行会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意义感、存在感的天地。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革命者、手艺人、庄稼人、猎人，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度过有尊严有成功感的一生。

　　以前的人，可以有很多种比较方式，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我画画比你好，我比你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评判标准变了，变得单一，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财富。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手艺人们比制作一个工艺品卖多少钱。如今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

　　他们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叫消费主义的时代，消费是什么？没钱能消费吗？

　　如果按现在的标准，很多大师级人物都活得很失败。

　　比如傅斯年，晚年的傅斯年出长台湾大学，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他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过过瘾。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有一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傅斯年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要知道，傅夫人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胞兄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

　　比如启功先生，解放后的启功, 每月只有30元的生活费，居无定所，先是借住在杨姓姨母家，一住就是三年。时间最长的是借住在内弟家，竟达二十年之久。内弟家在小乘巷，借住的是“寓舍两间，各方一丈”。一丈十尺，三尺一米，“各方一丈”，不过十八平米多一点。他在《卓锥》诗中描写道：“片瓦遮天栽薜荔， 方床容膝卧僬侥。”“僬侥”是古书上的小人国。1976年启功为三年前作的《鹧鸪天》加了一个补注，透露出：“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次年始制一外衣,又一年遂逝。只此一裘，即为附身之物,痛哉。”

　　这样的事例在学者身上还有很多，难道他们没有赚钱的本事，当然不是，那时候的人，就是有大视野、大境界，不因穷苦而弃其所学，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物质的拥有，而在于文化的追求和呈现，在于精神的满足。

　　罗韬兄在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时说：“怀念从前的学者，他们都不甘于当时，而别具幽忧之怀。在政治专制的时代，容易产生这种气象，亦能产生大著。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学者的气象与底蕴，也有所不及。” 在单一的批判标准下，在价值理念迷失的当下，学者哪来的大气？他们自己也迷失了。

　　至于普通的我们，更是悲哀，因为能够成为成功者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会被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人的失败，而是这种文明形态，这种价值理念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的，从而丧失尊严、丧失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中发出声音的底气。

　　室内盆中的炭，已渐至灰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思考着我们身处的环境，簌簌如窗外欲飘的树叶，充满深深的寒意。

　　余远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