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蒙难和脱险

　　丁玲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绑架并囚禁，直至1936年9月获得自由。此期间，国民党当局对外封锁消息，囚禁她的场所也多次变更，南京苜蓿园是最后一处。

　　1940年10月，中央组织部曾对丁玲被囚禁的历史作出结论:“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但在1958年底，中宣部在《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中推翻了1940年的结论，称丁玲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是一种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丁玲从1983年6月底开始写作《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以下简称《魍魉世界》)，叙述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的那段经历和50年代她被下放北大荒的历程。几乎与此同时，1983年8月，丁玲就有关她被囚禁三年的历史所作结论提出申诉。1984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再次给她的这段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重申她是“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丁玲被囚

　　《魍魉世界》在丁玲去世当年(1986年)发表于《中国文学》上。它是丁玲一生中两个最重要、最敏感时期的真实记录之一。

　　1932年3月，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5月开始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她的住地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点。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中统和军统同时对她跟踪，并准备抓捕她。5月14日，中统特务先下手，秘密绑架了丁玲。

　　很快，“丁玲失踪”的消息传遍国内外。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以及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蔡元培等，在党和左翼文人的协同下，曾大力营救。她后来被秘密押送到南京软禁起来。

　　在丁玲与冯达搬到苜蓿园之前的一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曾来劝降，遭到丁玲的拒绝。9月上旬，叛徒顾顺章又多次来劝降，结果也是碰壁。顾顺章通过冯达告诉丁玲，老关在这里毫无意义，不妨表示一下归隐回家养母的意思。丁玲想，不妨“利用条件，准备条件，想尽办法争取保持清白，活着出去”。于是就在顾顺章拿来的一张纸上写了一个“申明书”:“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正是这张纸条，后来给丁玲带来有口难辩的困扰。

　　1934年5月，张道藩三次面见丁玲，劝降不成又改为邀写剧本拉陇，均被拒绝。1934年10月，丁玲搬到中山大街附近的一幢小楼。当局放松了对她的控制，她可以自由外出并邮寄信件了。月底的一天，女作家方令孺突然来探望。此后，每隔一二个月来探望一次，两人渐成密友。1936年，丁玲与党恢复了联系，方令孺的家，成为丁玲与地下党通信联络的场所。

　　苜蓿园——最后的幽禁处

　　丁玲在南京的幽禁处几经变动，最后搬到苜蓿园。1989年，《魍魉世界风雪人间》出版，刊出了陈明于1986年10月17日为该书写的题记。题记中说，“1985年12月，在丁玲病危期间，傅甘给丁玲一信。告诉丁玲住过的苜蓿园的来历”。陈明决定，在出版的书中，把它列入附录。尽管由于在收信时丁玲正处于病危期间，未能看到此信，但是去过苜蓿园的陈明认为，此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决定收录于书中。

　　傅甘是著名林学家傅焕光的小女儿。傅焕光技师在20世纪30年代是南京中山陵的园林组主任。傅甘是在看到该书的第一版后才写信给丁玲的。信中说，在“文革”中，“您(丁玲)的名字意外地出现在我父亲(傅焕光)交待的问题之中。可惜的是，我父亲既不认识您，也未曾与您打过交道。”她又说，“我家住在中山门外卫桥，苜蓿园。家中还有一些房子，由(父亲的)一个朋友(实际是早年在南洋公学的同学徐恩曾)借走，以后也不知他们又去办理何事之用。“文革”中，要我父亲交待与您的关系。我想，您(1935年住过)的房子，可能是我家的余房。”至于朋友把借去的房子又转借谁了，主人傅焕光当时并不知道。因此在“文革”中，傅焕光在交待他与丁玲的关系时，他在填写的表格里，丁玲一栏只能是空白。

　　丁玲在1935年春在苜蓿园住过的房子，确实是傅焕光家的，当时那些房子位于傅的私人农场的庭园中。这个庭园有果树、紫藤及一些名贵花木，实际上是一个苗圃。现在的苜卫路，是当年穿过傅家庭园的一条路。由于徐姓同学的关系，国民党的一些高官，包括蒋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一到周末，这里常常是车水马龙。但在平时还是十分幽静的。

　　在20世纪30年代，与傅家毗邻的苜蓿园村，是一个僻静的小村庄。1931年6月，该村只有15户人家，六七十个居民。后来有不少陵园的工人也到那里居住。丁玲与傅焕光素不相识，那么她怎么会搬到傅家的房子中去住的呢？

　　原来，丁玲为了摆脱敌人的耳目，通过熟人左恭，找到苜蓿园的这处住房。左恭是湖南同乡，左宗棠的后裔，当时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1924年7月，丁、左两人同在北京一所私人美术学校学习素描时相识，丁也因此结识了胡也频。后来丁、左两人一直保持联系。胡也频被捕后，左恭曾设法找国民党有关方面援救。丁玲在被绑架到南京后，也想法找过左恭。左恭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不过丁玲当时并不知道。左恭与主管中山陵园林建设的傅焕光相识。1935年春，丁玲正是通过左恭，找到苜蓿园这个住处的。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姚篷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那几间西式平房里。

　　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有瓦房，其中茅草盖顶的那几间日本式房屋，墙壁呈粉红色，冬暖夏凉。窗外林木成荫，前面有一块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围篱。

　　由于对丁玲的限制有所放松，1935年10月，田汉、阳翰笙来看望过她，但只谈了几分钟。丁玲入党时，阳翰笙是介绍人。当时丁玲已有了一点自由，可以会客了。从客人口中，她得知李达王会悟夫妇已迁居北平。1936年3月，一些文艺界人士也前来探望。同月，沈从文夫妇去苏州路过南京时，也探望了丁玲。沈从文的胞妹沈岳萌在南京铁道部供职，每年都有几张乘坐火车的免票。当年5月，丁玲就是持沈岳萌提供的免票去北平的。

　　逃离虎口

　　在搬到苜蓿园的前一年(1934年)5月，丁玲在夫子庙杏花楼菜馆意外地遇到过张天翼，随后又联系过两次。在苜蓿园居住期间，丁玲还先后到过北平、上海。

　　1936年5月，丁玲与CC系头头交涉，要求去北平看望老友李达夫妇，实际上是想去找党的关系。中旬，丁玲从沈岳萌处拿到去北平的往返火车免票。在北上的火车上，丁遇到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王昆仑。王在1933年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丁玲那时并不知道。此前一天傍晚，丁在玄武湖的游船上已见过王昆仑，并请王协助她能安全到达北平。恰巧党组织要王昆仑到北平开展统战工作，同时要他暗地保护丁玲北上。因此，丁玲在火车上碰到王昆仑，并非巧合。

　　丁玲在北平住在李达家。她曾去燕京大学看望吴文藻谢冰心夫妇，访问了在该校任教授的曹靖华，曹对丁说:“你不能在北平久留，你赶快回去，我写信给鲁迅。”丁、曹估计鲁迅那里肯定有党的关系。第二天，丁就离平返宁。

　　曹靖华受托把丁玲的消息和要求及时告知鲁迅，鲁迅再通知了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于是冯派张天翼与丁玲联系，并让张设法帮助她逃离南京。

　　6月，张天翼到苜蓿园探望丁玲，并悄悄地转交从上海带来的一张字条:“知你急于回来，非常好，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字条未具名，但丁玲一看就知道是冯雪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的笔迹。

　　张天翼安排了一个丁玲逃离虎口的计划。张天翼帮丁玲化装，并让他的侄女张若嘉陪同丁玲乘火车离开南京。到达上海时，最先迎接丁玲的，是左翼作家胡风。丁玲表示自己希望去陕北，但当时正巧去陕北的交通断了。冯雪峰转达潘汉年的意见，要丁玲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因此，丁玲在上海呆了十几天后仍然返回南京。夏天，知道自己公开出来已无希望的丁玲，写信给冯雪峰要求再去上海。很快，冯雪峰的回信由方令孺转交丁玲，冯同意丁玲的要求，并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接站。

　　9月中旬，丁玲乘火车到上海，冯雪峰的交通员到车站接应。月底，丁玲乘火车到西安。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于11月1日，乘卡车前往陕北，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丁玲离开上海前，冯雪峰向她转交宋庆龄女士赠送的350元。后来丁玲每当回忆此事时，都流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解放后，丁玲专程到上海的宋庆龄寓所去拜访，表示感谢。

　　冯雪峰与张天翼是当年丁玲摆脱国民党当局软禁的两个关键人物。巧的是，在解放后，他们分别与丁玲共事过。

　　沈以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