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璎的最后一座纪念碑

　　上世纪80 年代，林璎设计了越战纪念碑。从越战、民权到女权、印第安人，林璎为美国设计了4 座具有标志意义的纪念碑。第5 座纪念碑“什么在消逝”，是她自己的选题：环保。作为林徽因、梁思成的侄女，林璎觉得自己和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她说，纪念碑的存在，是为了告诉下一代什么是意义，而不是“丢掉一些东西，又丢掉另一些东西”。

　　2009 年9月，在12 天里，林璎有五个展览在全球开幕。林璎辗转美国、中国出席开幕活动。这是自设计美国越战纪念碑之后，林璎从未有过的忙碌状态。

　　林璎一向是慢速度的。在上世纪80年代，当她还是大三学生时，就因为设计越战纪念碑一夜成名。在35 岁以前，她还设计了民权纪念碑、妇女之桌，完成了许多建筑师一辈子望尘莫及的成就。然而30 年来，林璎仅举办了两场个展。

　　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是林璎的大学老师之一。不过，林璎的举止间，一点都不见沿袭自老师的明星范。美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她的外表，“林璎看起来，总像是一个上课即将迟到的羞怯女生”。

　　在当下的世界级工作室里，明星建筑师普遍动脑不动手。但是林璎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室规模控制在3-5 人，还坚持亲自绘制设计图纸，她认为“这很重要”。

　　林璎在市中心有房，但她更多地居住在远郊。她说，宁可在深夜和自己的猫一起工作，也不愿白天在办公室里工作。林璎的言行更容易让人把她和东方人的勤奋、质朴联系起来。林璎的作品则普遍被认为融合了西方和东方的文化背景。

　　林璎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80 年代初来北京，她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姑姑和姑父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她才恍然，原来自己家族在中国如此有影响力。林璎不会说中文，而英文字正腔圆。她用英文告诉记者，父母教育她要“干一行爱一行”。这是一句流行于上世纪50 年代的话。林璎对这话的理解就是有得有舍。

　　已经有数年，林璎不接任何建筑项目，除了公益性建筑；林璎认为建筑不应是有钱人的玩具，更应是穷人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她还认为纪念碑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工具，而是关怀人的内心需求的途径。

　　2009 年9 月，林璎携新作“什么在消逝·空屋”来到北京前门23 号。她身上那件黑色毛线开衫，是在无数照片上穿过的那件。发型还是校园时代的模样。50 岁的林璎透着书斋学子的单纯，面对媒体，她不愿过多上镜；当有人走近她向她索取邮件地址时，她警惕地向后挪开身体，拒绝来者的要求。

　　“ 什么在消逝”是林璎的“最后的纪念碑”，这是一个呼吁保护濒危动物和它们的生存环境的艺术项目，将至少持续十年，由全球的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媒介，运用声音、影像、雕塑等创作手段共同实现。

　　林璎将当下的环境污染称为“第六次大规模生物灭绝”，“这也是唯一一次由人类活动而非灾难引起的大灭绝。平均每20 分钟，就有一种动植物毁于人类之手。按此速度，有人预计，一百年后世界上高达30% 的动植物将不复存在”。

　　从越战、民权到女权、印第安人，林璎受命为美国设计了四座具有标志意义的纪念碑。而第五座纪念碑则由林璎自己命题，议题就是环保。林璎说，她做环保已经很久了。

　　1940 年，林璎的父亲林桓举家迁往美国，在俄亥俄州一片竹林深处安家落户，门前就是大山。林璎管其中的一座山叫“巫师的山”，常常远足，或骑上自行车，到“巫师的山”的另一头去。“当时，俄亥俄州一片很大的湖区着火，后来的清洁能源法案、干净水源法案、濒危物种保护法案等都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林璎的很多作品都与环境、地理有关。20 年前，她的第一场个展即以“地志学”(topologies)命名。她的第二次个展“系统风景”则由可循环的木材做成，提供给人们三种观看山体的不同视角。

　　“什么在消逝”是圣弗朗西斯科艺术委员会的项目，林璎用预算中的一小部分为艺委会做了一件作品，然后把大部分钱投入做“什么在消逝”的媒介、设备等。

　　在开始做“什么在消逝”一周之后，林璎在报纸上看到，白鳍豚在长江已经功能性地灭绝了。

　　林璎采访了很多科学家，很多人担心她只会呈现那些已经灭绝的物种。林璎对他们保证，自己作品会关注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以及它们的栖息地。

　　2009 年9 月，林璎的声音和多媒体装置作品“什么在消逝·空屋”在北京展出。这是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年度绿色艺术计划“山水”中的一件作品，也是林璎的作品第一次在国内展出。

　　走进天安中心黑黢黢的地下展厅，眼睛还没有习惯黑暗之前，质感丰富的声音传来，海浪愤懑的充满恐惧的低音；野狼在深夜远山的呜咽；雨水冲刷在石头上，汩汩地荡漾着流入到遥远的海里……

　　等眼睛习惯了黑暗，看出去，在这个管道裸露的展厅里，十几个视频通过投影设备，从地上投射到天花板，视频都是大自然的画面，刚才听到的声音就是视频的配音。

　　向工作人员领一块有机玻璃和一副手套，端着玻璃，正对地上的投影设备，影像和文字便清晰地出现在玻璃上。

　　在黑暗中，那些已经灭绝和濒临灭绝的动物在你眼前20 厘米处的玻璃上一一呈现，从清晰到模糊，从模糊到清晰。它们中有几年前重新发现的象牙喙啄木鸟，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有北极熊和它们赖以生存的北极；有大西洋中的鳕鱼，从1895 年到2008 年，它们变得越来越小；还有北美信鸽，曾是地球上一个很大的物种，当它们飞过天空时，天色都会暗下来，但现在已经灭绝了……动物的影像随着参观者端着的玻璃的倾斜而扭曲，你会发现，你必须端正这块象征生物栖息地的玻璃。

　　就在“什么在消逝·空屋”展出前的一周，这个系列中的另一件作品“大喇叭”在美国加州科学博物馆外亮相。这是一件巨大的圆锥体雕塑，由青铜铸造，内部用回收来的红杉打造。当参观者走进圆锥体，就能获得和“空屋”类似的体验。

　　无论是“大喇叭”还是“空屋”，林璎藉此希望让人们再度审视自己身处的世界，深思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行为，自省自察。

　　2010 年地球日， “空屋”将在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展示。“什么在消逝”计划还将联合多媒体，比如手机和网络，让人们带回家去看。

　　“接下来的三年，我们将和google合作。在网上，‘什么在消逝’会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张地图。我们会选择一些非常有力的引语，来展示这个星球以前的样貌。马可·波罗、哥伦布都记录了他们的探险经历。马可·波罗说他看到了独角兽，还说比他想象中丑得多。

　　其实那是犀牛，那时的犀牛很多。还有纽约的海湾，那里曾经有很多牡蛎，可以长到很大。我们会把这张记忆的地图向大家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记忆添加上去，可以是你的儿童时代，也可以是你的父辈祖辈告诉你的，在地图上标注出来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而‘现在的地图’则会标出那些为环保工作的机构，介绍专家、科学家在干什么，传递出希望的信息，告诉人们做哪些事情会对专家有所帮助。第三张‘未来的地图’，我们正在和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想把2050 年时人类可能面临的情境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出来。”

　　“林家的女人，每一个都个性倔强、果然独断、才华洋溢而心想事成。”林璎的父亲林桓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儿林璎和大妹妹林徽因。林璎也确如父亲的评价，执拗并不计得失地遵循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下一代，告诉他们什么是意义，而不是丢掉一些东西，又丢掉另一些东西”。

　　对话林璎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的

　　B=《外滩画报》

　　L= 林璎(Maya Lin)

　　最后的纪念碑

　　B：你被大多人熟知并记住是因为越战纪念碑。如果再被问到关于越战纪念碑，你会厌烦吗？

　　L：有一点，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想回答一两个问题之后，还是回到最近的环保话题。

　　B：设计越战纪念碑时你才21 岁。

　　L：艺术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被称为艺术家。而我是多花了很多年才得到这个称号的，因为我是一个设计纪念碑的女孩。

　　我有双重身份：建筑师和艺术家。纪念碑融合了建筑和艺术，极具标志性，是功能性的。我用了25 年的时间向世界展示了我在这三方面的能力。

　　越战纪念碑可能是我最为公众所熟知的作品，我也为之感到骄傲，我很庆幸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因为之后可以把它放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全神贯注在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上。对我来说，每个领域里的作品都是一个整体，无论是建筑、艺术还是纪念碑，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我更喜欢那些差异。我不希望我的建筑作品看起来像是雕塑。我一直都在说，做建筑就像写小说，做艺术就像写诗。两者我都很喜欢，都不会放弃。我是因为它们的差异才爱上它们的。

　　人们以为我只会设计纪念碑，其实我不是，设计纪念碑只是历史当中的一小段。给我10 年时间，我会设计更多的建筑作品，但同时我也会谨慎，不会接太多的建筑设计项目，那样我就没法做艺术和纪念碑了。

　　我的工作室的规模一直非常小，3-5个人，一直如此。我只想保持小规模，自己能够掌控一切。如果我接了一个项目，我会亲自动手，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认为设计草稿非常重要。这就是我。

　　现在有一种潮流，一个人越成功，一切就变得越庞大，而我刚好相反。这也是我想传达的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信息：变得更大也许不是好事。

　　B：你用了多久放下越战纪念碑？

　　L：在设计了越战纪念碑之后，很多博物馆邀请我做设计，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还没准备好。我没有扑向成功，而是继续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进入耶鲁研究生院学习建筑，也开始做艺术。1986 年，我从耶鲁毕业，1989 年设计了民权纪念碑，之后又设计了非洲艺术博物馆，在韦克斯纳艺术中心(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地志学”。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做了第二次巡展“系统风景”。我用了一段时间来确认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自信。

　　其实，我一直都在发展自己的声音，但普通大众可能只记住了越战纪念碑。这没关系，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只要确信自己的作品都是好的就行。

　　我的两次个展相隔10 多年，第二次巡展现在快结束了，再到2009 年的“什么在消逝”。我这个人有点慢。因为早期的成功，我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但我会慢慢来，不会太着急。

　　B：2009 年，你带新作“什么在消逝·空屋”来到北京展出。你为什么称这个系列是“最后的纪念碑”？

　　L：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是按照系列来创作的。算上这个新系列，我已经先后针对5 个在美国有历史性的议题进行创作—战争、民权、女权、印第安人的权利和环保。之前的四个议题都是别人邀请我去做的，是任务。这次的环保议题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一直很关注环保，希望能为环保尽自己的一点力。这个项目会持续至少10 年，某种程度上，它会贯穿我的一生，可以说是我的“最后一个纪念碑”。我已经建立了“什么在消逝”基金会。我会继续做建筑和艺术，而这是我想回馈的。

　　放鲨鱼一条生路！

　　B：你的作品是如何贯彻、提倡环保理念的？

　　L：我在工作中贯彻环保原则已有20 多年了，用作品来关注这一主题也有20 多年了。建筑不是要变得环保，而是在选材上必须环保。这是对环境的义务。大约在25 年前，我就开始在建筑设计中使用可持续、可回收的材料。现在再也没有借口不用这些环保材料了，因为大部分的环保木材都能买到。

　　1993 年，我用回收玻璃创作了作品“地隆”(Groundswell)。即使是我的第一件作品越战纪念碑，当我知道建造地点是公园时，就希望保持公园的完整性，不希望对公园有任何破坏。建纪念碑时，我们连公园里的一棵树都没有砍。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抵制捕鲸。

　　我是能源基金会和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很久了，但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有充分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什么在消逝”是一个实验性的艺术作品，也是一座实验性的纪念碑。它可以巡展，也可以永久性地建立起来，还可以延伸到网络上。在网络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和回忆。把所有人的故事集合起来，这就是“记忆地图”。这是很实验性的。

　　比如，住在北京的人，最后一次看到蓝天是什么时候？天空是最近才这么灰的，还是一直如此？我们很难注意到世界变化的细微过程，因为世界是慢慢发展的，但如果你记住了你爷爷奶奶告诉你的世界样子，你就能察觉到其中的变化了。

　　展览还会去别的国家和洲巡展。如果去俄罗斯，我们会找来当地特有的物种，在网上呈现它们的图片，让人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哪些物种正在消逝。我不仅想告诉大家什么在消逝，还想告诉大家那些环保专家在干什么。我呼吁大家去帮助他们。比如喝有机茶、有机咖啡，使用有机棉、可回收的纸、木制品等。这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

　　B：你如何通过艺术作品去影响并改变人们的观念？

　　L：建筑会不断开发设计灵感，而我关注的是文化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如何显现？我的父母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把这种认同传递给我？很多人说我的作品同时受到了美国和亚洲文化的影响。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看待这个自然世界的方式，我们怎样使用科学和技术来看待空间，就像19 世纪的风景画家。

　　如果我可以让你重新考量你看到的东西，你就会再看它一次。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会注视所有的东西，因为那是第一次看；当我们逐渐长大，我们便不再正视它们了，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它们的模样。所以在我的艺术中，我希望让观众停下来，换一个角度想想，也许你会看得更清楚。

　　“什么在消逝”不仅关注具体物种的消逝，还关注物种的规模、河水流向大海的能力、海陆空动物的迁徙等问题。如果我们都看不到这些问题，何谈保护？比如海洋，因为我们看不到它，所以我们不停地污染它。海洋现在面临危机，75-90% 的鱼类数量在骤降。所以请去查查那些网站，看看哪些鱼可以吃，哪些鱼不应该吃。

　　我从来不吃鱼翅，我认为那根本没有味道。我们为什么要捕杀这些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放它们一马吧！不要让吃鱼翅这么时髦。

　　具体到中国，那些用老虎、狮子、大象、乌龟、熊的器官制成的传统中药药材，肯定有可替代品，并且药效一样。有一个科学家曾经告诉我，海马在幼年就会被采集，被用作中药药材。它们的数量正在大量减少，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请不要买小海马。

　　我认为艺术应该重新表述这些议题。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艺术的义务。

　　B：在饮食上，你是否会有一些特定习惯？比如不吃某些鱼类或肉类？

　　L：我不是素食主义者，我吃肉，但吃得不多。

　　我觉得动物要人道地喂养，最好是草养、放养。大型工厂化农场是不合理的，简直是悲剧。如果知道食品产地的话，情况会好一点。如果要吃肉，要用尽动物身上的每一部分。

　　中国饮食很聪明，一点剁碎的肉加上很多蔬菜，就能炒一盘菜。但在美国，牛排比盘子还大。首先这对你的健康不利，会害死你；其次对动物、对环境有害。我不是说不要吃肉，而是要尽量少吃。我记住了麦可·朴伦(MichaelPollan，一位拥有丰富园丁经验的知名作家，著有《欲望植物园》等) 的观点，尽量多吃蔬菜，并且保证都是有机蔬菜。有些杀虫剂、化肥进入河流会给下游带来极坏的影响。我的孩子都不喝含抗生素和荷尔蒙的牛奶。

　　如果要吃鱼，一定要提前确定你吃的是非濒危的鱼。在美国，有一些机构会告诉人们哪些肉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一些国际性环保组织会在餐馆公示“鱼号码”(fish phone)。食客可以在吃鱼之前打电话去咨询。

　　现在的家养虾中含有大量抗生素，美国正在就此立法。以前，我很爱吃虾，但只有当虾是特殊食材时才爱吃。我不怎么吃海产品，大多数海洋生物都被过度捕捞了。在海洋保护区，只要停止捕捞三年，鱼儿们就会回来。只要我们给环境一个康复的机会，它们就会复原。

　　如果不断地滥用、吃光、烧光，就会产生恶果。比如全球变暖，20% 的原因是过度砍伐森林。我知道中国拥有很多森林，这非常棒。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很多人喜欢使用木材，我也是。FSC(森林管理委员会)会对木材进行认证，以证明其来自于可持续的资源。竹子就是一个极好的可持续资源。

　　在环保方面，美国人是没有发言权的，除非我们改掉享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我相信少制造一些垃圾，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快乐，否则就会困住我们自己，失去我们独特的意义。东西越来越便宜，但引起不断的更新换代，这其中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不要等到遭遇一场真正的危机，我们才意识到日常生活的珍贵。全球变暖这样的危机的确正在向我们袭来，对很多物种来说都太迟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栖息地保护、物种保护以及全球变暖等议题，这对于生态系统当中的每一部分都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深深地投身其中的原因。

　　B：你对中国的环保如何评价？

　　L：中国的好处在于有政府和政策的引导。中国的燃料效率标准比美国高。美国一直在探讨，但收效甚微。作为一个美国人，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相信美国那样的城市并不是中国想要的。我认为美国应该反思。汽油应该是被珍惜的，被充分利用，而不是浪费。现在汽油的价格比牛奶还便宜。全世界都在承受着汽油带来的后果。

　　不要让汽车来主导我们的生活。不要重复我们的错误。美国也在试图改变，从别的国家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可以避免一些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错误。

　　中国应该提高绿色技术，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中国的文化渊源深远，我们会思及未来和后人，不应按短期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而是要为后代考虑。

　　建筑不应只属于有钱人

　　B：作为一名艺术家、建筑师，你的建筑作品远远少于艺术作品。这是为什么？

　　L：2009 年9-10 月，我有5 个个展先后开幕。和艺术、纪念碑有关的活动都挤在12 天里，很疯狂，很忙碌，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的教授曾告诫我：“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做建筑，要么做艺术，必须放弃其中之一。”当时我很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有时的确会纠结于不同的事务中—建筑、纪念碑，还有家庭。

　　在我的作品里，的确没有太多的建筑项目。我已经有4 年不接任何建筑项目了，除了MOCA(美国华人博物馆)。MOCA 是非赢利性的，我是MOCA 董事会成员之一，需要花很多时间帮助他们进行制度建设。这期间，我还拒绝了一个很著名的博物馆的设计项目。

　　建筑不应只属于有钱人。当我还在读书时，我就认为应该把建筑带到那些较为贫困的社区。这很重要，因为那可以极大地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将他们的房子、家庭、办公室连接起来。

　　如果这意味着我不能接一些很大的很引人注目的项目，那也没关系，这就是我想做的。我一生都会致力于帮助MOCA 这样的非赢利性项目。我得作出取舍，作出牺牲。我不着急，慢慢来。也许别人觉得我做出了一个奇怪的职业选择，但每个人只能活一次，我的父母和我的教育背景都告诉我，干一行爱一行，要对社会、对那些教育过你的人有所回馈。

　　我的哥哥是一个诗人，这是多糟糕的职业啊，不管专业上如何成功，还是得在白天干一份工还房租。也许这有点不寻常。

　　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每天只讲生意，不让孩子亲近艺术。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的深远传统，它们也许不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但会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中国正在飞速发展，我们需要同样珍惜对文化的信仰和文化遗产。在任何社会，都不能忘记这些。

　　B：你的姑姑林徽因、姑父梁思成曾经致力于保护古城区，这和你保护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吗？

　　L：有，我当然能感到我和姑姑的血脉联系。1980 年代中期，我第一次来中国，去了天安门广场。一个记者问我，你觉得你姑父和姑姑的设计如何？我当时一头雾水，不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姑姑和姑父的作品。

　　我爸爸非常喜爱他的大妹妹林徽因。当我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之后，他非常骄傲。

　　在耶鲁大学，认识我姑姑的教授也给我上过课。梁从诫(梁思成、林徽因之子)建立了中国第一个NGO“自然之友”，从事环保。就像是一个循环，有很多非常奇妙的联系。

　　我的祖父(林长民)在北京旧城有一所旧宅。我想去找找，把我的兄弟姐妹都带去参观一下。姑父梁思成也有一所旧居，我下次也想去看看。他们都努力保护那些珍贵的中国历史，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一些资料上见过中国古代建筑，那真是无价啊。这和民权纪念碑等是一个道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记住过去，并在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过去会告诉我们将来应该怎样生活。我觉得这些是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的。

　　文/刘莉芳,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