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评点2009传媒事

　　传媒反映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对社会进程的看法。一些传媒人反躬自省，审视过去一年里中国传媒的表现。本刊特摘编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部分研究员的思考——

　　□对牛弹琴，弹琴的人要负主要责任

　　□红头文件色彩依然浓厚，以至于有些“合理”的禁都显得不够“合理”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必须始终坚持公开透明

　　白岩松：央视主持人

　　陈小川：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敬一丹：央视主持人

　　刘连喜：央视国际负责人

　　陆小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俞虹：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朱虹：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

　　张志君：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室主任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时统宇：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经济危机与振兴

　　白岩松：金融危机，让中国传媒的视角变得更加国际化，间接地使受众更以世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处境。与此同时，媒体心照不宣地以各种方式，制止了中国有可能产生的骄傲。

　　陈小川：在经济企稳回升的迹象初显时，几乎全球主流媒体都抛弃了“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观念。中国媒体在世界性经济灾难面前同样表现出可贵的理性，特别是主流媒体并没有仅仅痛骂华尔街，而是致力于传播“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但是也有昏话，诸如“去华尔街抄人才的底”，轻信“社会主义救全世界”之类，殊不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难成功。

　　敬一丹：国外媒体在评选2009年度人物时，中国工人榜上有名。理由是，在经济危机中中国工人“保八”有功。这有点让人意外，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对比。我们的经济报道，见数见事多，却不大见人，更不大有机会见到普通人。在经济危机中，人，普通人，受到怎样的冲击？有了怎样的改变？媒体似乎少有这样的视角。

　　刘连喜：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让决策者不得不直面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疾——过度依赖出口，人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而这背后更隐藏着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经济的振兴就只是表象的、暂时的、没有根基的。希望决策者不要留恋于经济回稳的数字高低，而要将解决根本问题的决心坚持到底。

　　陆小华：权衡当前这个经济波动期，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标尺，即这是新媒体时代的金融危机，是新媒体时代的经济波动。当下，传媒对人们的影响超出以往任何一个经济波动期。因而，分析经济波动的形势，设计挽救经济的对策，都不能不考虑传媒影响、信息消费方式、信息利用能力等变量。

　　在经济波动期，普通公众更多地不是依据数据，而是参照对数据的解释而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因而，传媒竞争的核心是解释权竞争，而不是单纯的报道权竞争；是选择与判断所形成的影响力在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单纯的丰富或快速在起作用。

　　“小沈阳”现象

　　尹鸿：总是众矢之的的春晚，却一直是中国流行文化的最大制造厂。小沈阳以其夸张、跨界、戏仿，提供了一种规范之外、雅致之外、常规之外的释放和快感，将二人转的草根娱乐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受到热捧，一方面受到冷批。其实，小沈阳本身也许并不该受到责难，应该受到责难的是，那么多媒体铺天盖地地“唯小沈阳”。文化是需要多层、多样的。天天给人吃麻辣烫，如同天天让人吃龙虾一样，不倒人胃口，也会造成营养的严重不均衡。

　　胡智锋：虽然上春晚之前，小沈阳已经很火，但观众大多数只能在“地下”一睹其“芳容”，春晚则给了他一个更耀眼的华丽光环，一个更主流的大雅之堂。小沈阳引发了大量的社会话题，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也让老百姓暂时忘记去探讨今年春晚的成功与失败。是春晚火了小沈阳还是小沈阳拯救了春晚？沉寂一年之后，留给电视媒体最大的问题依然还是：春晚应该靠什么来支撑？

　　刘连喜：引发争议并不奇怪，但实际上没什么好争议的，什么东西都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放轻松些，老百姓生活本来就挺不容易的了，看个小品，笑了，就是最大的意义吧。总想一厢情愿地升华一下、煽情一下、说教一下，才是对老百姓智商最大的蔑视吧。

　　陈小川：小沈阳没有什么文化的微言大义，不过回归了本源而已——就是给受众带来快乐。

　　俞虹：这个现象再一次证明了央视春晚的强大影响力，并且从另一个方面引发警示：央视一寸口，地方尺丈沟！在春晚有限度、有意义诉求的小品表演，出现在一些地方媒体上时则是弱化价值意义凸显二人转特色戏份儿的表演，有的甚至在以突破底线的“笑声”换取收视率，不能不让人担忧。

　　二人转的传播语境，是小剧场、购票、成人受众、有限的空间和特定的观众，所进行的是有控制有限度的小众传播。作为一种地方文艺样态，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它是否适宜全盘进入开放的没有分级的大众传播媒体，无门槛地进行接收，是值得斟酌的。

　　朱虹：“小沈阳”现象的产生，说明社会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这类节目在政治上无害、艺术上有创造，深受群众欢迎，应当给它以一席之地。当然，小沈阳要想走得更远，火得更长久，还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素质，不能仅仅靠模仿等三板斧。

　　央视大楼起火

　　胡智锋：天灾人祸总是引人关注，央视大楼起火损失惨重，令人唏嘘，遗憾的是这一惨剧在社会上引发的议论却少有同情，更多是幸灾乐祸，甚至是唾骂和质问。尽管这不乏百姓借此事宣泄对贪污腐败的愤怒情绪，但也不可否认其中包含了公众对媒体的某种态度。

　　这种情绪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致，可谓由来已久。这值得我们电视媒体反思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在观众中形成的形象和角色，我们的责任担当是否到位？如何重建电视媒体应有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刘连喜：让人深思的是老百姓对此事的反应，恶搞的、幸灾乐祸的、看热闹的……一场大火测出了老百姓与中国这个最强势媒体的心理距离。如何挽回失去的人心，或许比如何挽回火灾造成的损失更考验领导者的见识和智慧。

　　白岩松：大火是一场悲剧，但透过人们对大火的神情，作为主流媒体却该品读出另外的悲情因素。这里面蕴藏着人们对僵化面孔的厌倦，对传媒改革的不满。虽然，央视也不过是代人受过。

　　尹鸿：那个被戏称为“大裤衩”的央视新楼，命中注定从襁褓中开始就是新闻频发的“明星建筑”。一把大火成为新闻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央视因为种种原因采取了为自己讳的方式，结果欲盖弥彰。不仅在网络上信息爆炸，而且也加重了一些人对强势机构幸灾乐祸的心理。

　　一个媒体，如果自己都不公开透明，那么伤害的很可能是公众对媒体权威性的怀疑。出现负面事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不当的传播策略，使负面事件的负面性被放大。

　　俞虹：这场大火的悲剧不仅在于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在于整个事件对于央视作为国家媒体所产生的令人担忧的负面影响。媒体以自身的行为诠释着新闻的定义，塑造着媒体形象，百姓心里透亮。如果一个媒体缺少自我认知、批判的勇气，又如何让人心悦诚服地信服它对社会的监督呢？

　　张志君：央视大楼起火，舆论对此次事故已有许多分析，而其中有个细节，似乎更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最先出来报道此事的是网络媒体，作为具有强大的现场直播能力和资源的央视在第一时间“失语”。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央视未能及时正视事实、纠正错误，而是采取了转移话题、分散舆论热点的应对策略，影响到其在观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种不敢报道“后院起火”新闻的现象，应该给中国其他新闻媒体敲响警钟。

　　喻国明：大火中的社会狂欢，比大火本身更值得人们警惕。

　　广电总局频发“禁播令”

　　白岩松：红头文件的色彩依然浓厚，以至于有些“合理”的禁，都显得不够“合理”。

　　刘连喜：禁播令有点“目的正义”的意思，至于“手段”是否正义就有待商榷了。“一刀切”的做法损害了观众的选择权，而在媒体多元化的今天，“禁播”更显得力不从心，甚至适得其反。

　　时统宇：可以说，时下有些广播电视台的传播行为已到了令人厌恶的境地。广电总局的禁播令频繁下发，本以为令行禁止，没想到事与愿违，那些“不法的内容”不但继续逗留在屏幕上，而且还和禁播令大张旗鼓地“叫板”。这样的尴尬结局，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俞虹：在我国目前尚不能廓清国家电视、公共电视、商业电视体制问题的现状下，在相关法律尚不够健全的现实背景中，靠媒体人的自觉意识、社会责任、职业道德作为唯一的支撑，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所以适当的行政干预不可或缺。频发禁播令，不是管理者尺度加紧了，而是传媒现实境况使然。当然，人们有理由期待上级主管既是消防队员，更是建设者，积极推进媒体制度改革、完善法规建设的步伐。

　　张颐武：监管方式如何科学化，是当下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如何在复杂的媒体环境和社会的多元状态中寻求更加科学的管理，值得思考。

　　朱虹：“禁播”作为一项严厉的行政管理措施，广电总局对此也是慎之又慎，运用的频率是很低的。现在有些媒体所说的禁播令并不存在，如对电视剧《蜗居》，对港台主持人，广电总局并未发过禁播令，但网上却频见“禁播”说法。

　　7·5事件报道

　　朱虹：中国政府采取了开放态度和公开透明原则，在第一时间允许境外媒体前往采访和报道。这是我们继汶川地震后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又一次成功尝试。事实再次证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乃至整个新闻宣传工作，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必须始终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陈小川：公开透明所蕴含的，有不公开透明时估计不到的力量。

　　陆小华：7·5事件报道，启之于应急，但整个报道过程的延续，显见是吸取了历史经验的有序展开。不仅向境内外媒体迅速提供了采访条件和帮助，更以一系列有力的动作，通过各种新媒体手段直接影响海外受众。其中，更渗透着媒体融合的成功实践。通过7·5事件报道，不仅体会到自信的公开，更体会到自信的主动传播。

　　刘连喜：又一次见识了西方媒体在此类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歪曲伎俩。与上次3·14事件不同的是，中国媒体和中国网民的表现都更加理性和成熟，用事实和法律说话，有理有节。

　　国庆60周年报道

　　白岩松：传统的话语悄然改变，“人”与“细节”丰富并完善了相关报道。不是进步，而仅仅是向传播规律的回归。

　　陈小川：在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问题世所罕见的时候，中国人需要一种国家认同的理由。

　　尹鸿：一个精心准备、周密计划、万无一失举办的国家大PARTY，被电视呈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中华复兴、国家富强的符号，被这个献礼活动放大得酣畅淋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叹，多亏有了电视这样一个伟大的发明，我们才能有眼前目睹的这种盛况。20世纪出现的电视，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总统，改变了奥运会，改变了政治人物的音容笑貌，改变了明星的言谈举止，改变了生活，改变了人们对自我、对国家、对世界的认同。媒介为我们创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媒介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世界的镜像，而我们常常也把镜像当做了生活本身。

　　世界媒体峰会在中国召开

　　尹鸿：胡锦涛总书记在峰会上出现，表明一个国家不仅要在经济上有发言权，在文化上同样需要发言权。中国要说话，中国要发言，中国要对话，中国要交流，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一种必然趋势。当然，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何说话，如何交流，还是一个大考题。

　　白岩松：过去向外，我们的内心总在强调人家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人家的不同。因此往往自说自话，无法沟通。而今，我们应立足于更多相同的认识去沟通，将心比心，入心入眼入耳，而不是口号满天飞。中国形象，需要一个全新的塑造。

　　陈小川：“走出去”以后怎么办是关键。对牛弹琴，弹琴的人要负主要责任。

　　微博客流行

　　陆小华：微博在一些群体中的突然流行，与其说是一种时尚认同，不如说是“便利性决定传播有效性”的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又一次得到确认。当今世界受众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受众的移动化，即移动需求成为需求的主流部分。这种移动需求不仅是接受，更是传播，是移动中的受众自己要加入传播。移动接受与移动传播成为两种殊途同归的重要驱动力量，会促使传播格局发生更耐人寻味的变化。

　　刘连喜：新浪微博的出现无疑是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新媒体事件之一。它将手机传播的即时性和社区网站人际传播的聚合性相结合，使讯息得以在第一时间迅速传播。这种特性是以往任何传统媒体和网络中的传统业务，如博客、论坛等都不能比拟的，无怪乎很多传统媒体人纷纷注册微博。当然，伴随着饭否、嘀咕等微博网站的倒下，新浪微博的发展还充满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