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刊发讨论

　　引起广泛关注

　　这颗重磅学术炸弹在昆曲界引起了轰动，“钱南扬”的姓名重返学术界，宣告了钱先生的名誉得到恢复。学者纷纷撰文，和钱先生讨论昆曲的渊源。例如上海蒋星煜在当年7月1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谈〈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昆腔形成历史的新探索》，钱先生为了答复蒋先生提出清唱还是戏唱等两个主要问题，写了《关于〈南词引正〉》，《文汇报》在9月2日即予发表。这样一问一答，“钱南扬”这三个字的名声又响了起来。

　　《文汇报》为什么能这样爽快地给予版面力挺蒋、钱的对答呢？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先有傅惜华和周贻白两先生在《文汇报》上发文为《南词引正》的讨论作了舆论铺垫。事情之由来是：因为傅、周是叫我做福尔摩斯到路工家里去访问的指引人，我不能一走了之，理应对他俩有所交待。所以我南归后写信把路先生示知《真迹日录·南词引正》的情况向他俩作了简报，但特别说明：为了给钱南扬先生恢复名誉，要力保钱先生的《〈南词引正〉校注》在《戏剧报》上一炮打响，重点凸显钱先生的成绩，我则隐姓埋名。此事得到傅、周的理解，愿意为钱先生公布《南词引正》做一些预热的工作。他俩互相配合，跟《文汇报》编辑部取得联系，《文汇报》先在 1961年4月8日刊载傅先生的《曲海知新》，蜻蜓点水般地预告《南词引正》的学术讯息，引起了读者求知的兴趣；然后在7月22日再刊载周先生的《〈曲海知新〉读后记》，说是“去年有人发现一个魏良辅所著《曲律》的抄本载于《真迹日录》”，更引发了读者的关切。他俩恪守学术道德，绝对不在钱先生复出之前抢先发表《南词引正》的条文，而是尽心地为钱先生《〈南词引正〉校注》的出场打前哨战。由于有了傅、周在前面铺路，所以蒋、钱讨论《南词引正》的对答得到《文汇报》积极快速的反应。钱先生的名誉顺利恢复，《戏剧报》、《文汇报》和南北学人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闻风而动，随即在重印《琵琶记(校注)》时，把署名“钱箕”更正为“钱南扬”，而且特约钱先生担任《汤显祖集》中戏曲集的校点工作，于1962年11月出版。接着，《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发表了钱南扬的《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第三辑(1963年)发表了钱南扬的《谈吴江派》。特别是《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在1963年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1964年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如此这般，钱南扬先生的科研成绩在学术界又开花结果，南大重视戏曲研究的名声也就香飘万里了！

　　82岁时才姗姗来迟的

　　教授职衔

　　难以逆料，“文革”风暴骤然来临，钱先生和其他老一辈学者一样，也受到猛烈的冲击。红卫兵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把他已经写成的《戏文概论》、《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都抄没了，他本人也被打入了牛棚。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是，钱先生在劳改队被隔离审查时，专案组通过内查外调，却把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查清楚了。据专案组宣示，钱先生被杭州校方打倒的原因，主要说他是四类分子，是历史反革命。因为有人揭发他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是平湖国民党县党部的“清党委员”，说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经调查核实，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是他的连襟庄一拂胡乱地把他列入了“清党委员”的名单，与他本人无涉，根本不存在“刽子手”的问题。冤案查明，钱先生得到解放，从牛棚里放了出来。钱先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只会用功读书做学问，个人得失全不放在心上，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他为人谦逊质朴，不擅言辞，不善交际，凡事逆来顺受，沉默寡言。即使遭到了天大的委屈，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不抗声发话。他有口不辩，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既不驳议，又不申诉，所以杭州校方一直没有给他平反。他不去要求落实政策，也不想恢复教授职称，心平如镜，安之若素。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时日里，钱先生在南京很开心，很欣慰。他振奋精神，重理旧业，七老八十之年，仍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教研成果。于1979年出版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了《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南柯梦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而由他校点的《汤显祖戏曲集》在上海一印再印，广为传诵。因此，他在学术界声誉日隆，国务院聘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委，文化部聘其为《中国戏曲志》编委会顾问和中国昆剧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因其《戏文概论》等戏曲史研究的突出成绩，授予他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荣誉奖。总的看来，钱先生治学多方，能将资料、考证、评述和史论融为一体。他承继了吴梅曲学的特长，精研宫调曲牌、声律曲谱之学，能从昆曲学的角度校注《琵琶记》、《南柯梦》等戏曲作品。他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在北大时受业于钱玄同)造诣很深，又能从民俗学(在北大时与顾颉刚同学此业)着眼来通释戏曲词语，所以他的曲学成就既专且精，博得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

　　经历十年动乱以后，各高校开始恢复职称评定的工作。由于杭州校方始终没有撤销对钱先生的处分，他本人不去申诉，又不提出职称的要求，因此，他的教授头衔一直没有恢复。经其师兄弟任二北、唐圭璋、王季思等学者呼吁，系里于1981年给钱先生向江苏省“职称办”申报获准，在他82岁高龄的时候，重新为他授予了在杭州失去的教授职衔，发给了教授工资。俗话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钱先生是82岁做教授，诚为盛世美谈。他在迟暮夕照最终的辉煌期，招收了两届中国戏曲史专业研究生，先后培植了俞为民、滕振国和周维培、朱恒夫、张新建等杰出的高第弟子，还有中外高级进修生如赵兴勤(徐州师大)和赤松纪彦(日本京都大学)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在戏曲史研究方面各有新的造就。钱先生的教研工作十分踏实，学风严谨，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不负陈中凡老先生当年的重托和期望，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以他为学科带头人，以俞为民等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主流的学术群体，使南大中文系在国内外南曲研究的学科领域里居于领先地位，其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吴新雷(为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昆曲研究家、红学专家，本文是其在钱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专题发言的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