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被打倒，这边来得好

　　过了一年，忽然有消息传来，钱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了。详细情况不清楚，只知道钱先生在60岁的1958年生出了一连串口舌是非，糊里糊涂地吃了冤枉官司。到了1959年1月，处分下来，钱先生被作为“白旗”连根拔，不仅剥夺了教授头衔，还开除了公职，被赶出了校门，弄得无处容身，落难到乡下亲友处暂住，处于失业状态。我把这个传闻告诉陈老时，陈老大惊失色。但惊愕之馀，又渐渐地生出了一丝喜色，喜从何来呢？他老人家说：“杭州校方既然抛弃了钱先生，我们正好乘此机会，冷不防地去把钱先生接过来。”他在系里谈了这种想法，众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背地里窃窃私语，以为72岁高龄的陈老是“老糊涂作怪 ”，怎么可以把一个受到严重处分的被开除公职的人当作宝贝招来呢？但由于陈老是四代元老，是少有的一级教授，又是民主党派江苏民盟的第一把手，德高而望重，别人都不便当面去反对。

　　陈老不管三七二十一，胸有成竹地去找了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陈述了举荐钱先生的原委由来。他说：“南大要不要戏曲研究这个学科？要不要继承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如果不要，那就算了！如果要，正巧有这样的好机会，赶紧去把钱先生请进来！”陈老为什么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大胆保举呢？他对郭校长是有一番绝妙的说辞的。他说：“从法律概念来讲，钱先生是没有问题的人。如果钱先生触犯了刑律，那就按律治罪，判刑入狱，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他不是罪犯，只是人家不要他了，失了业，但仍享有公民的权利。如果南大加以吸纳，是‘人弃我用’，完全合法。”这唯有陈老独具如此的胆识，别的人是说不起来的。恰好碰上郭校长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待、有远见的党政英杰，他原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来南大后正打算为发展高教事业大施拳脚。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对陈老的建议爽快接受，一口答应。校长拍板，系主任点头，便由南大人事处安排具体事宜。

　　再说钱先生失业以后，茫茫然无所适从，想不到好音从天而降，南京大学派人来接他了！由于已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南大人事处用不到发商调函，也不牵涉到跨省跨校调动报批等麻烦事，只要按照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模式办理，手续十分简便。南大人事处给他报进了户口，按教育部规例，当时凡录用没有头衔的学人进校者，概称教员。工资不高不低，每月发给150元(当时南大助教的工资是53元4角)，分给一套住房。遵奉陈老的经验，这件事低调进行，不能张扬，以防有人干扰作梗，多生枝节。一定要等好事办成后，才对外宣告“钱南扬先生到了南大”，那末，即使事后生风，也阻挡不住了。

　　1959年9月，钱先生欣慰地带了家眷到南大安居乐业，心里是感激不尽。他在教研岗位上勤恳努力，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点个人的要求。这一年，他虚龄是61岁，足龄60岁。

　　孤本秘笈和一段学术佳话

　　对于钱先生的到来，陈老如获至宝。有了钱先生的加盟，陈老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创办的戏曲研究室便正式开张。两人合作编写《中国戏剧概要》，又合作纂辑《金元戏曲方言俗语辞典》(后均因“文革”而歇搁)。在教学方面，钱先生连续多年为本科生开课，我们这些研究生都随班听讲。他先后开设了《戏文概论》、《明清传奇》、《戏曲选读》和《戏曲史》等专题课，并印发了课堂讲义。如今研究南戏的学者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的作者)和研究传奇的学者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的作者)，60年代初都是钱先生授业的中文系本科生。

　　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当时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例，凡是受到批判被打倒的人，是不能公开发表署名著述的。所以当钱先生在1960年春完成《琵琶记(校注)》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时候，就不能用钱南扬的署名出书。钱先生原名钱绍箕，也不便用。结果他是临时变通，用了钱箕的化名，才得以在1960年7月付印，但这终非长久之计，对南大中文系戏曲研究室扩展教研影响也很不利。

　　好在学术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例，凡是在运动的风口浪尖被“批倒批臭”的人，等到风平浪静以后，如果能在首都高层次的报刊上露名，便等于是恢复了名誉，可以重回学术界。不过，这种事必得有什么机缘巧合，从民间发动，才能水到渠成。为此，我脑子里盘算多时，怎样为“钱南扬”这三个字恢复名誉？我跟北京《戏剧报》的执行编辑戴不凡商量，能不能发篇署名“钱南扬”的文章？他很同情钱先生，很想为钱先生解困，但要发文的话，他说一定要有含金量高的内容，才能跟编辑部的同仁沟通说合。他这么一讲，我心里有了数。终于碰到一次奇缘，解决了大问题。

　　那是1960年8月光景，我游学京华，承蒙傅惜华、周贻白等专家指点我，说是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家里藏有昆曲的新资料，但路先生只吐露出一点儿口风，却秘不示人，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个小青年，不妨去敲开他的门，像福尔摩斯一样去侦探一下。”那时各家各户都还没有电话，不速之客敲门而入是常事，主人都能谅解，不以为怪。事先我了解到路先生是个昆曲爱好者，便以昆曲作为“敲门砖”上了他的门。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答称是研究昆曲的，他就让我进了家门。接着他又考问我能不能唱？我当即唱了《琴挑》和《游园》里面一生一旦两支曲子，他大为兴奋地说：“想不到解放后的大学里，还有你这样的小伙能接续昆曲的香火！”我告诉他是陈中凡老先生试图在南大恢复吴梅曲学的传统，所以让我学习唱曲的。这一来竟引发了他极大的热情，脱口而出地说：“我告诉你，我发现了昆曲的新材料，别人来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于拾薪传火，我认你是个昆曲的知音，我独独给你看！”说着说着，他就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只见一只大木桶，里面尽是孤本秘笈。有古本《水浒传》，有珍本《缀白裘》等等。他从书堆里摸出一部清初抄本《真迹日录》，郑重其事地翻到一处给我看，并继续考验我说：“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堂？”我看到里面抄录的是《魏良辅南词引正》。作为唱曲的人，我是熟习《魏良辅曲律》的，但想不到路先生竟有《魏良辅南词引正》的新发现，而且立马拿给我考问异同。我看到《南词引正》的文本是根据文徵明的真迹录下的，里面大有名堂，当我读到其中有昆山腔起源于元朝末年的记载时，不禁欢欣鼓舞，拍案叫绝！因为过去的戏曲史都讲昆腔是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创始的，而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说起始于元末昆山人顾坚和顾阿瑛，足足把昆腔的历史上推了200多年。为此，我诚挚地建议路先生能及早把《南词引正》公之于世，为昆曲史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想不到路先生反而称赞我是个“识货者”，表示要提携我这个研究昆曲的新人。他连声道：“常言说得好，红粉送给佳人，宝剑应赠义士。我乐意把这份珍贵材料送给你，由你去公布。”他让我坐在他的书桌旁，当场让我把《真迹日录》中《南词引正》的文本过录下来，叫我去发表。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举成名的大好机会，但我回到南京后斟酌再三，考虑到这份珍贵材料如果送给钱先生校注后在《戏剧报》上发表，那就能起到为钱先生恢复名誉的关键作用。于是，我把《南词引正》的过录本献给了钱先生，然后跟路先生说明了献宝的原因，路先生称许这是雪中送炭，是义举，甚表赞同，并配合钱先生写了篇短文，一起交给《戏剧报》编辑部。由于已跟戴不凡先生说合，得到特别重视：在1961年4月30日出版的《戏剧报》七、八期合刊上，赫然出现了署名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目录用黑体字排版，突出其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