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是战争年代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开展“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被我军俘虏的达636万人——

　　军史发现：“高树勋运动”兴起前后

　　1945年10月，邓小平在指挥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时,深入做好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统战工作，促使高树勋率部起义。高树勋起义后，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号召我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高树勋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的21.9%。若加上被我军俘虏的459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抵抗、甘做我军俘虏人员)，则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俘虏的总数达636万人，占被我军歼敌总数的78.8%。

　　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邓小平当年为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深入做了两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调研高树勋的历史。邓小平深入调研后了解到，高树勋出生于佃农家庭，曾给我党军事家刘伯承当过副官，还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与我军领导人彭德怀、肖华多次接触，1939年7月，高树勋率领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包围后，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冀鲁边区司令员肖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机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此后高树勋心怀知恩图报之情，准备寻机回报共产党和八路军救命之情。据此邓小平得出结论：高树勋历史上“就同我们有联系”，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是我们拟首先争取的统战对象。

　　二是关注高树勋的现实倾向。1945年9月，高树勋派其亲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党员)主动来找邓小平和刘伯承，希望与我党我军建立联系。根据高树勋上述现实政治倾向，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要争取像高树勋这样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站到人民阵营来，同时嘱咐王定南转告高树勋，我党我军愿意与其继续保持联系。此后邓小平又增派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做争取高树勋的统战工作，在河南新乡建立与高树勋的秘密联络站。特别是当邓小平了解到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树勋担心起义后国民党会迫害他本人及部队高级军官家眷的情况后，邓小平请新四军陈毅军长设法把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从徐州转移到安全地方。

　　经过邓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项工作，高树勋率领其部队于1945年10月30日宣布起义。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过程表明，邓小平既是指引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引路人，同时又是“高树勋运动”兴起的实践创造者。

　　毛泽东抗战时期两次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此后又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军队各战略区建立专职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国军工作部”。)高树勋起义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

　　此后，毛泽东在1945年12月15日亲笔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5月2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文件，再次强调：“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指示和大力号召下，“高树勋运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阐述。

　　一是把“高树勋运动”提高到符合历史规律的高度予以肯定。历史唯物论认为，一项社会运动能否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取决于该项社会运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者则必然兴起，不符合者则难以兴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高树勋运动”在当时出现，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能否得到更大发展？朱德作出如下精辟回答：一切反动派“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

　　二是朱德高瞻远瞩地指出：“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必然会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朱德高瞻远瞩地作出的“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的结论，此后完全被解放战争4年的实践所证明，下面一组权威统计数字充分说明这一点：

　　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69.4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2.0%。

　　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98.1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4.4%。

　　解放战争第三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是247.8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81.2%。

　　解放战争第四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为220.6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9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战绩统计表四》，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简言之，解放战争4年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

　　毕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