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还在悼念特吕弗逝世25周年，今年，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中最文艺的吟游诗人侯麦也离我们而去了。

　　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电影生涯，并为世界留下53部作品之后，89岁高龄的法国电影导演侯麦在当地时间1月11日在巴黎悄然离世。人们还记得，2007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87岁的侯麦原本答应带着新片《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一同出席，却最终因“健康状况不稳定”而取消。

　　埃里克·侯麦是“新浪潮”诸将中最高大、最安静的一位，也是最具古典情怀和最爱思辨的一位。在别的导演忙着“大格局”、“大立意”时，侯麦一辈子都将镜头对准青年男女的小世界，通过一串串唠唠叨叨却无比动听的对白或者独白，思考着爱的意义。正像已故法国哲学家勒格朗说的，“侯麦希望观众跟随他的角色一起思考，最好比他的角色更聪明。”

　　法国《解放报》用“侯麦，一个童话的尽头”来形容大师的辞世。确实，这位毕生没有开过汽车，房间里从来没有装过电话的固执老头，经历了电影最风云突变的半个世纪，却始终坚持着自我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童话。

　　人们不认识我，我就可以在电影中尽量呈现真实的场景。

　　埃里克·侯麦可能是最严谨而低调的导演。身材高大、拥有一双深蓝色眼睛的他，在片场言语不多，总是静静地思考着什么。与大多数导演穿梭于各大电影节享受声名不同，侯麦是一个遁世者。在戈达尔充满激情地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同时，侯麦通常只是安静地呆在家里。侯麦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之家，他的弟弟是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何内·谢黑，后来，侯麦的儿子也成为一个有名的记者。侯麦对声名毫不在乎，1946年发表小说《伊丽莎白的小屋》的时候采用的是笔名吉尔伯特·科迪埃， 甚至“埃里克·侯麦”也是一个化名，名和姓分别来自于侯麦欣赏的两位艺术家——演员、导演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和小说家萨克斯·侯麦。

　　根据法国网站“谁是谁”的资料，侯麦本名莫里斯·昂利·约瑟夫·谢黑，1920年3月21日生于法国西南部小城图尔，但还有资料显示，他本名让-马里·莫里斯·谢黑，1920年4月4日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城市南锡。无论如何，侯麦的“遁世”功力无人能及，甚至，他的母亲玛蒂尔德也不知道大导演侯麦就是自己的儿子。2001年，81岁高龄的侯麦领取了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金狮奖，法国国宝级的电影大师实至名归。

　　我们并不在生活。生活在银幕上，生活就是电影。

　　1950年，侯麦来到巴黎，混迹于拉丁区，参加影迷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他认识了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和雅克·里维特等日后将改变法国电影样貌的一批年轻人。

　　与戈达尔、特吕弗一起开始在《电影手册》上发表影评，力捧霍华德·霍克斯、希区柯克时，侯麦是最年长的一位，但他并不是这批影评人中最早获得成功的。当特吕弗和戈达尔受到电影人的注意时，侯麦还在为找投资发愁。

　　当特吕弗和戈达尔的长片处女作《400击》(1959年)和《筋疲力尽》(1960年)先后轰动电影世界，侯麦同期拍完的处女作《狮子星座》却默默无闻，他只好重新回到《电影手册》的编辑部继续笔头工作。1958年，当《电影手册》创办人安德烈·巴赞辞世以后，侯麦便接过了主编的大旗，这一举就是七年，直到杂志出现左右立场之争，侯麦才被迫离开杂志社。

　　重拾导筒的侯麦反而因祸得福。1962年，26分钟的黑白短片《面包店女孩》让侯麦的名字传遍了法国文化圈。那部短片后来成为“六个道德故事”系列中的第一部。侯麦说，早在他梦想成为一名导演之前，他脑中就已经酝酿好了“六个道德故事”的雏形。“我们并不在生活。生活在银幕上，生活就是电影。”

　　在1963年的短片《苏珊的故事》之后，侯麦终于拥有了再度执导长片的信心。1967年，《女收藏家》问世。这部讲述一个年轻女子“收藏”情人的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一鸣惊人，侯麦捧回了一座银熊奖奖杯(评委会特别奖)，从此奠定了他在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中的地位。《慕德家的一夜》(1969年)紧接着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之后，他用《克莱尔之膝》和《午后之爱》为“六个道德故事”系列画上了句点。

　　啊，愿心心相印的时刻早日到来！

　　西方有句谚语，“当法国人开始谈论爱情，那就挡不住了。”这句话用来当作侯麦电影的注脚再合适不过。他的电影里那些啰啰嗦嗦的男女主人公，代表着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对爱的迷惘。

　　在两部风格化的古装电影《女侯爵》和《高卢人帕西法尔》之后，侯麦开始筹划另一个电影系列——“喜剧和谚语”。始自1981年的《飞行员的妻子》，这个系列的电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引用从拉封丹到兰波的名句，探讨年轻男女的情感问题。比如《绿光》(1986年)引用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诗句，“啊，愿心心相印的时刻早日到来！”《沙滩上的宝莲》(1983年)为他赢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绿光》获得1986年威尼斯金狮奖，将侯麦声誉推至最高峰。

　　侯麦的最后一个作品系列是“四季”，以一年里四个季节做隐喻，探讨他对爱情的哲学思考。1998年，他推出了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秋天的故事》，那部电影中，他第一次将视角移开他一直以来关注的年轻男女，讲起了中年女子的故事。

　　从美学观点上讲，侯麦可能是“新浪潮”诸将中最保守的一位。与戈达尔将电影当作“武器”不同，侯麦一生都坚持着对电影美学的追求。拍摄《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之前，身体大不如前的侯麦意识到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决定回到他的电影梦开始的地方，讲最具文学色彩的爱情故事。那部改编自17世纪小说的电影，用最直白的对白歌颂爱情，看起来与这个浮躁的时代格格不入。“现在的观众可能不能马上认同电影中的角色，但假如沉浸其中，一定会发现回味无穷。”侯麦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本报记者 陈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