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把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思潮归结为民族主义是不是有些简单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思潮极为复杂，思想界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有来自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俄国的思想影响，也有中国自己传统的思想，这么多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潮，能够仅仅用民族主义来解释吗？

　　寒竹：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很多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我们在《中国力》中曾指出：“民族主义尽管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却不是一种国家如何建设、社会如何系统发展的理论”。事实上，民族主义只是各种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利益思潮的最大公约数。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各种思潮。尽管民族主义是中国近百年最强大的社会精神力量，但是，仅仅用民族主义是无法解释各种社会思潮的。一些妖魔化民族主义的人把所有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一锅烩，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在理论上毫无价值。但是，一些声张中国民族主义的人也把各种不同思想烩在一个大锅里，这就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两种民族主义的区分。

　　在所有的后发国家，由于现代化是一个被迫卷入的过程，民族主义常常分化为激进和保守的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和民粹式的民族主义。在晚清末期，主张驱逐鞑虏、建立共和的孙中山和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在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但二者的政治主张却若冰炭不能相容；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是把民族主义置于首要地位，但两党的民族主义却大相径庭。即使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两种民族主义，主张“国防文学”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圈子尖锐对立，相互叫战。我们承认上述这些人或团体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很难判定这两种民族主义孰优孰劣，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条件。由国家利益主导的民族主义和以阶级意识主导的民族主义有时候会重合，但有时却会对立。因此，我们对这两种不同民族主义的区别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要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表述这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可以基本上把他们分别称为“保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式的民族主义”。从晚清末年到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基本上由“民粹式的民族主义”主导。

　　如果我们明白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批评民族主义的学者会转为推崇民族主义。事实上，中国批评民族主义的所谓“自由派”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派”，而是阶级斗争意识非常强烈的民粹主义派。当他们把阶级斗争意识转化到国际社会，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转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中国仍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在今天的中国，阶级斗争意识异常强烈的“自由派”转化为“民粹式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民粹主义是二者的桥梁和共同基础。

　　如果我们明白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我们也就明白了许多媒体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报道是不准确的。当《中国力》在去年11月出版时，很多媒体把《中国力》称为《中国不高兴》的姐妹篇或续集。严格说来，这种定位是不准确的。我们去年11月在接受贵网采访时曾谈到，《中国力》是对《中国不高兴》的一个呼应，也谈到《中国不高兴》是我们写作《中国力》的一个推力。这只是说，民族主义这面旗帜把这两本书连接在一起。但是，尽管这两本书都在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二者并不是姐妹篇，更不构成续集的关系，因为这两书的基本观点有根本的不同。《中国不高兴》跟其它大多数中国系列的书籍一样，基本上属于我上面讲的“民粹式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是一种阶级意识的愤懑，其民族主义的特点是把阶级意识的愤懑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而《中国力》则属于“保守的民族主义”，谈国家意识和公共意识多过阶级意识，把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看成是一个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对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中国力》和《中国不高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