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他的文学才华、创造力、艺术能量在中国文坛上应该说是举足轻重、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个人斗胆地说，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日前，在由“全球写作大展”组委会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的中国作家北大行之“作家莫言演讲会”上，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如是评价莫言。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一路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酒国》等数部极具分量的长篇小说。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他又推出新作《蛙》。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人物，莫言的创作精力可谓十分旺盛。针对这些历史小说的创作，莫言表示写人是其唯一的目的，是“用历史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灵魂、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变化”，而“小说只有描写了人性、描写了情感才更丰富，影响更长远”。

　　《红高粱》受《苦菜花》影响

　　有学者在研究新时期文学时指出，《红高粱》可谓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由此，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笔法。以莫言等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文革”前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大区别。

　　对此，莫言表示，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多半是战争的亲历者、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往往带有很多的纪实色彩，也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而当我们把自己的笔触延伸到历史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对前面作家创作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存在的不足的反叛。”但莫言强调，新历史主义小说并不是对前面的红色经典的完全否定，而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自然延伸。

　　莫言表示，其最初的创作受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响。“冯德英的《苦菜花》对我创作《红高粱》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在少年时代读《苦菜花》时，觉得他对恋爱的描写很现实、很残酷，但到上世纪80年代重新读这个小说时，我觉得作者能写出这样的情节很了不起，非常感人、非常真诚，他在符合当时文学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拓展，表现了人的一些普遍性。”莫言表示，《红高粱》里面很多有关战争场面的描写，有关日本人的描写，实际上都跟《苦菜花》这样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关，“里面的很多描写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很多残酷的场面给我提供了写作素材。因此我是把红色经典当写作素材来读的。”

　　写人是唯一目的

　　莫言表示，在进行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时不是要“再现”战争，“我不会从战斗动员开始一直写到最后，这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的任务，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战争场面的描写非常细腻如同工笔画一样。但他强调，一切描写的目的并不是要再现历史和战争，而是要“表现人在这样的非常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些心理方面的变化，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我想写的人。把写人物作为唯一的目的”。

　　莫言同时指出作家应该站在一个超阶级的、“起码是相对超阶级”的立场上来处理他的人物，处理他的题材。“事实上在民间的历史上，在个人情感的历史上，阶级的观念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历史教材可以从政治、阶级的角度出发，但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如果我们仅仅从阶级的角度去表现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话，我觉得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在莫言看来，文学作品恰恰应该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

　　“我想，作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历史。人性很难用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只能用情感的方法分析。因此我想，我写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还是从民间的视角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然后由情感带出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由民间情感来填补官方历史的空白。”莫言认为，很多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家基本都在走同一条道路，“都是千方百计、尽量地淡化阶级的观念，力争站到一个相对超脱的高度，对争斗的双方进行一种人性化的表述”。

　　美妙的语言来自民间

　　语言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腔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文风，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语言显得更为重要。“80后”作家张悦然在谈及阅读莫言作品的感受时表示，莫言的文字中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咄咄逼人的，能给人以最感性的、最本能的阅读体会，“他是一团可以烧到你的火”。

　　莫言表示其小说语言来自于民间。“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回乡，当时非常痛苦，后来我成为作家，感觉到这也是一种幸运。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村里的人‘混’在一起，无意中了解到丰富的民间语言，也跟乡亲们学会用民间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

　　莫言认为，民间语言在语法上的变化是很缓慢的，但词汇上是最丰富、最“变化多端”的，而且民间语言都有一种巧妙的比喻在里面，“老百姓讲话都是借助于某个事物，它多数都是务实的，没有什么空的东西，因此非常具有文学性”。而这种民间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语言，是文学界更应该重视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排除了这种民间的、生动活泼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就好像是湖泊断了源头。我们只有不断地聆听活跃在老百姓口头上的生动语言，才能使我们的语言保持新鲜的活力。”莫言说。

　　见习记者 李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