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钓到一条40斤的青鱼，兴奋异常；他累得满头大汗，却怎么也弄不上岸

　　-卓琳一见我就掉眼泪了，说：“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过去中央对我们公园有规定，叫“三为”服务方针，就是园林要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970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分指挥部决定将北海景山公园作为施工基地，从1971年2月21日至1978年3月1日，两座公园停止对外开放。在这7 年中，北海公园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中央首长来园休息。仅1975年一年，北海就接待中央首长370人次。主要有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还有邓小平、万里等很多老同志。当然也有当时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者。那会儿主要是中办，有时还有军办给我电话通知，说首长要去。

　　有时，一些老同志刚刚到园，另外的什么人也不期而至，就得提防备，别让他们碰头了。好在我有“打游击”的本领，就把不同的几批人分别安排在琼岛、北岸，甚至是景山。一般叶帅都在仿膳和北岸活动，聂帅在前门双虹榭一带，再来其他人我就安排在庆霄楼。当时，我给员工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不能传话。特别教育职工不能多嘴，不管什么人来北海，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说。因为江青有一次去一个公园游览，陪同的军宣队代表在向她介绍公园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周总理对公园的关心，江青听后不悦，第二天那位军代表就被免职了。

　　“文革”期间党内高层斗争尖锐，局面复杂，“四人帮”又将矛头直指周总理，那些年间，也称不上是“阿庆嫂”，反正我那会儿也是急中生智想很多办法，才没有给园林局和北京市委带来任何麻烦。

　　1975年的一天，周总理办公室来电通知下午总理要来园散步，在仿膳小憩。没过多久，又突然接到江青要来仿膳吃晚饭的通知。最着急的就是我，我也不能跟别人说，也不能跟谁请示，那天我饭也没吃，转了半天幺子，怎么办？思前想后，最后我还是拨通了总理贴身警卫小高的电话，将实情和盘托出，让他跟秘书商量，跟总理说不说，怎么办。秘书请示总理后给我回电说，今天总理不去了。难题解决了，可我却非常难过。

　　叶帅“靠边站”以后，曾提出回广东老家，但遭到拒绝，只好留在北京。那时候，工作人员常常安排叶帅来北海钓鱼，以排解忧愁。叶帅身穿短裤短衫，头戴大遮阳帽，在水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很少说话。只有钓到鱼时，叶帅才会显露出笑容。一天，叶帅钓到一条40斤的青鱼，兴奋异常。他拿着鱼竿在岸上来回遛，累得满头大汗，却怎么也弄不上岸。最后，我让一位保卫干部下到水里把鱼抱了上来。叶帅兴奋地叫他的卫士长给大家分鱼。我让人从职工食堂拿来了案板和刀，叶帅亲自分配，让秘书把最好的一段送到 305医院周总理处，另一段送给西哈努克亲王，又给其他几位老同志分了一些。自己仅剩下尾巴部位很小的一块。

　　叶帅待人和蔼，他总感觉每次来钓鱼给我添了麻烦，就交待卫士长请我到他家去玩儿。那时，每到周末，他家会放电影。叶办就会安排车来接我去看电影。不光接我自己，还让带上全家。在叶帅家总能看到一些老首长、老同志。还有一次，叶帅又来钓鱼，他望着身边的保健护士马望兰和我，感慨万千地说：“我身边还有三匹马……”(注：卫士长马西金、保健护士马望兰、加我马文贵)

　　一次，在万里同志的安排下，叶家、万家，还有刚刚从江西回到北京，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一家来北海。他们是从后门进来的，我安排了一个小画舫去北岸接他们。当画舫靠在漪澜堂码头时，从船上下来，小平同志没有说什么，只是握了握手，而卓琳同志一看见我就掉眼泪了，说：“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回来了。”当天还有好几个小孩，毛毛的孩子，楠楠的孩子都来了，万家的孩子也在。那天，小平同志除了跟万里同志说说话外，始终少言寡语……

　　那个时期，钢琴家殷承宗也曾住在园内，是为了创作钢琴伴奏《红灯记》。他住的地方就是南门过了永安桥，右手边的那几间南房。当时拉来一架钢琴，就在那儿作曲，试验怎么让京剧跟西洋乐配起来。他有时来有时不来，来来回回的，住的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