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马文贵
-人物小传:前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主任,现已86岁高龄,曾在北海工作了三十多年。
“百团大战”之前,16岁的马文贵已经成为女兵。1949年2月,北京解放前夕,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小组共五人进驻北海公园,全面接管。从此,她从一位拿枪的女战士,转为园林的管理者、建设者。
她自己不愿意多说,可实际上对北海的极大功绩是,历尽曲折,“收复失地”——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单位和机构由于没有办公场所挤占了园林古建,腾退则是漫长的马拉松。收复阐福寺、静心斋、澄观堂、快雪堂、浴澜轩……都各有曲折故事,她却说,这些就不用提了,最惦记的就是那些没能完成的“任务”。
她也是北海公园三十年间风雨的见证人,因为特殊的位置,还目睹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北海仿膳的肉末烧饼,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总理遗体前我完全失控、高声质问,被视为“反对中央决定”
周总理数不清多少次来北海,后来患病住在305医院,与北海一墙之隔——过去那边还有个门,总理去世后,那个门给堵上了。总理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常常从305医院进到北海公园里来散步。
周总理来北海公园一般都是午饭后。医生常要带些水果给总理吃。每次吃水果,总理都让秘书数一下在场的人数,按人数把水果分成若干份。吃之前,他先环顾四周问道:“都有吗?”待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肯吃。有时,我们就故意躲开或再三推让。每到这时,总理就会不高兴。秘书便低声说:“快去拿一份吃吧。不然总理也不会吃。”一次,医生只给总理带来一只芒果。总理见无法可分,就让服务员将芒果泡水,分给在场的同志们每人一杯芒果水。但是我们北海人就没有跟总理的一张合影,实在是不忍心。
虽说总理是到北海公园来休息,但每次来时秘书都提着一兜子文件。总理就在仿膳的过厅里批阅文件。那时的总理已经经过多次手术,并经常尿血。我们的服务员打扫完卫生间悄悄跟我说:那么多血,总理尿血太严重了。
周总理一直喜爱仿膳的饭,仿膳还在公园北岸时,总理就到这个小餐馆吃过。“仿膳”就是仿照御膳房的意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后,御膳房的御厨也都失业了。我们接管北海的时候,御膳房的6个厨师在北海北岸船码头那个地方开了个小饭馆叫“仿膳”,挺破的小房子。总理去那儿吃饭,为了安全,我就去摸了摸情况,得知这个私人饭馆原来还是公安局七处的一个派驻点——那时刚解放,北京城里的好多特务、坏人都去公园里碰头,公安局在北海也有两个点开展工作,这个饭馆就是其中一个。经商量决定,把仿膳和漪澜堂的饭馆对调,仿膳就从北岸搬到了今天的位置。仿膳后来闻名京城,都喜欢选择仿膳宴请外宾。
总理来了也不爱上屋子里去,就喜欢在大门口那过厅里坐坐。开始我们给沏了壶茶,搁个手巾板儿,他不要,说以后别给我弄这个,以后我可能经常来,我带什么用什么,别麻烦你们。
总理对园林古建和文物的保护,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故事了。最知名的是,为保团城,拆中南海福华门,将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向南移。来园散步时,向我询问起园内文物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情况。我向总理做了汇报,哪些受到毁坏,我们也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使一些文物古迹幸免于难。比如我们将白塔的眼光门用三合板封住,而后在白塔基座上写上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晰看到。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又一次,周总理走到阅古楼前,询问王羲之的书法摹刻在什么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就在阅古楼的二楼。总理叹息道:“二楼我是上不去了。”他叮嘱要把阅古楼的牌匾挂出来。要将里边的文物妥善保管好。后来公园的同志将园内保存的三册《三希堂法帖》拿给周总理看。总理就自己出钱,叫秘书将《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宫,对缺页、破损、排序颠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裱糊后,又送还了北海公园。之后特别让邓颖超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要他去看看北海阅古楼《三希堂法帖》的保护情况。
1975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公园散步,仿膳的经理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虽然只吃了不到4块钱的饭菜但总理还特意嘱咐秘书必须交钱。吃完后,对仿膳的经理说:“仿膳的小窝头很受欢迎,要保留下来。肉末烧饼也好吃。如果肉末里加上点荸荠和笋末,吃起来就不感到油腻,更加爽口。”从此,仿膳的肉末烧饼就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1975年7月下旬,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公园散步。总理注重仪表,以往来公园都身穿制服,衣着整齐,这次却穿了一件医院的白色病号服。当时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我就怕碰上人结果还碰上了,在那儿跟总理说话还不走。大夫也着急我也着急,后来我说大夫你给那个人递个眼神,让她走得了,总理这儿站不了了。那天,荷花开了,总理在湖边看了一会儿荷花就走了。
总理逝世后,北海公园的 30位同志获准去北京医院向敬爱的周总理做最后诀别。我们来到北京医院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好几个员工干脆就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不肯离去,后被现场工作人员强行拖出。我完全失去控制,高声道:“为什么把总理放在这么个小地方?我反对!为什么不让群众见总理最后一面?如果北京医院没有地方。把总理的遗体拉到北海,我们开开四个大门,让北京城的群众都来跟总理告别!”我被带到院子里,被视为“反对中央对总理丧事的处理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审查。由于悲愤交加,我突然昏倒。后来,赵鹏飞同志出面担保,说明我是出于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并没有反对中央决定的意思,并通知我老伴立刻接我回家,这样才免于对我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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