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以京剧为首的中国戏剧是“角儿”的艺术，是历史流变中所形成的美学特征决定了舞台上“角儿”的中心地位。正是这些“角儿”长时间极具魅力的演出，才“滋养”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观众群体。也正是这些戏剧的痴迷者“托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巨匠”。诸如“三鼎甲”“三大贤”“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等。当然，对这些“戏坛巨匠”的遴选和判定，不可能没有科班师承、家族门户的影响，但表演艺术的高下始终居主宰之位则是确定无疑的。比如奚啸伯，此君既非梨园世家子弟，又不曾进过任何科班，却凭着卓越的才华牢牢占据着“四大须生”的一席。

　　1941年10月，享誉全国的《立言画刊》推出了一篇介绍奚啸伯的文章，文字简约而精彩：“奚啸伯以书香门第而从事剧事，由票而伶，十年来由于艺术之精湛更列入三大须生之列，与马、谭一争短长，“马跳谭奚”固为内外行所称道也。啸伯之艺曾得言菊朋等人传授，更得梅兰芳属意，加入承华社任二牌老生，自此即青云直上，蜚声菊部矣。”文中“更得梅兰芳属意”一句必然会受到关注，那是因为，虽然当时梅兰芳已蓄须辍演久居上海，但他梨园擎旗者的地位却从不曾动摇，能承梅氏“属意”而被提携扶助，乃是任何一位艺人平生之大幸。梅兰芳生活的中心就是京剧，捍卫自己的艺术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奚啸伯是他当年选择的“首席搭档”，这种属意当然就非同一般了。

　　梅奚首次联袂始于1934年，那是中国京剧史上的一段佳话。那一年奚啸伯24岁，在平津舞台上已崭露头角。由于尚小云的热心推荐，奚啸伯首次挑班赴南京的明星剧院演出，随他出行的居然是一个整齐的班底：坤伶青衣杨维娜，名净董俊峰，名老旦卧云居士，名丑金鹤年等。二十天过后，一切顺风顺水，成绩也算得圆满，奚啸伯一行自然喜不自胜。但是，一条引起南京人民欢呼雀跃的消息却使奚啸伯和明星剧院失去了平静。名满天下的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即将到达南京，在福利剧院演出十日。十分慌乱的明星剧院老板匆忙做出停演十日的决定，根据倒也简单：与梅对台，几无胜算。听了这位老板的决定之后，奚啸伯表示了理解。但奚啸伯却坚决不同意停止演出：“梅先生以青衣擅长，奚某以老生应工，观戏者各有情怀，所谓与梅对台从何谈起？”为了使老板放心，奚啸伯有如下阐述：“倘以营业亏累为虑，如上座不佳，则啸伯情愿不要包银，多唱数日以补之。”十日演毕，上座如常，看来一切均在奚啸伯判断之中。就在这几日，明星剧院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观众，每当奚啸伯登场，他则全神凝目，不时用笔记着什么。奚啸伯戏毕即匆匆离去，第二天一切照旧。此人名姚玉芙，一生未离梅兰芳左右，是真正的梅氏心腹，在承华社担当二路青衣，这一次担当的却是考察奚啸伯的使命。梅兰芳十日演出届满的前一天，姚玉芙走向了明星剧院的后台，向奚啸伯转达了“梅老板渴望一叙”的邀请，也许从这一刻起，中国梨园史上极有分量的一页被徐徐揭开。

　　其实，与奚啸伯在南京不期而遇，也使梅兰芳喜出望外，奚啸伯不正是自己在苦苦寻觅的那个人么？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庄严明丽为主色调的梅派艺术已接近成熟。在二牌老生王凤卿因中风离开承华社之后，梅兰芳不是在寻找一个“王凤卿第二”，而是在寻找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能够把灿烂的古典文化渗透到京剧艺术之中的人。在南京这座古城里，一身书卷气的奚啸伯翩然而至，梅奚的成功联袂自此开始。

　　在汉口的光明戏院，奚以二牌老生的身份倾心帮衬着梅兰芳，比如在演出《打渔杀家》《二堂舍子》这样的生旦对口戏时，如司鼓未能把握好尺寸，奚啸伯总能调整适度，使梅兰芳感到贴心。但这种主次分明的搭配只经历了半月之久，半月过后人们发现此时梅的雍容之雅和奚的洞箫之美已然高度融汇，他们的一字一腔、一招一式都充满着诗情画意。一位当地票友撰文说：“看梅奚献艺，你不喜欢都难！”

　　在之后三年多的日子里，梅兰芳与奚啸伯在南京、长沙、汉口、天津、上海几番搭档，几番成功，直到梅兰芳1937年蓄须明志，暂别舞台。这个时候的奚啸伯声望日隆，后来有人写出“余言人去后，君占一枝春”予以称颂。大约是1944年，杨宝森迅速崛起，马、谭、奚、杨四大须生之名分即宣告确定。

　　说起奚派艺术，人们多半会想起“细腻委婉，雅致清新，感情深沉，气质文静”的评价，但令笔者最难以忘怀的却是奚派艺术那 “似水怀珠而川媚，如石韫玉而山辉”的奇异大境界。在这篇短文行将带住之时，笔者还想把翁偶虹先生评论奚派艺术的两句箴言“唱念做表，不以棱角示人；体态声容，不以突兀哗众”献给时下的中青年演员们，因为眼前的舞台上，怎么看，火气实在是太多了。

　　么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