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生态——从汪曾祺和钱锺书、杨绛夫妇谈起

　　●作为复杂的生命文化个体，尽管汪曾祺的文字总体上呈现出一派清风朗月，但也许，那仅仅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过滤和净化，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自觉不自觉的逃逸——滤去了假恶丑，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滤去了不堪与尴尬，剩下的便是适意与顺畅。

　　一

　　汪曾祺集小说名家、散文宗师、戏剧高手于一身，是一位工诗文、善书画、充满士大夫情调的妙才，其作品以无可替代的文体意义和历久弥香的艺术魅力，引发了一波波“汪曾祺热”。本文话题，即从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先生的长篇传记《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切入。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摄取汪曾祺不同时期的影踪，以诸多细节，勾勒出汪曾祺风雨人生路上行行重行行、载沉载浮的足迹。汪氏先后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馆员、刊物编辑、下放右派、剧团编剧，多半穷愁潦倒，艰辛备尝，深深领教过命运那只翻云覆雨之手的力量。置身大时代，个人虽渺小如浮沤，但他牢记乃师沈从文教诲，永远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说到底，汪曾祺作品所写，乃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健康的人性，是引人向上的美。对于他，文章之效，主要在于滋润而非治疗，他只想用他那些平中见奇淡中有味的文字“人间送小温”，极尽婉约阴柔，偶尔锋芒闪现，间以不平之鸣。

　　汪曾祺散文声名，不下于其小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迄今，在一派散文热潮中，汪氏散文一版再版，畅销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风度散淡，温馨静美，称得上是地道的美文；而其人生态度与文化态度，则可看出儒释道交融的印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随遇而安。汪氏散文与明清小品文颇具渊源。某种意义上，他的文本可以视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应该说，汪曾祺那些化沉痛为跳脱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化的体现，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为主体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确，汪曾祺偏好中国特色的小桥流水，东方风格的风花雪月，宁取热闹，不喜冷清。

　　毋庸讳言，汪曾祺的师承沈从文，已见精神的退缩:沈氏文本中固有的蛮野之力，传至汪曾祺则少之又少，几至于无；后世写手学汪曾祺，只怕得其皮毛者多，得其骨血者少。汪氏散文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气象的格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戏为六绝句》)，尽管汪曾祺不乏现世情怀，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义和中庸文化要旨，总体上缺了金刚怒目、邢天舞干戚式的张扬，缺了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独行的峥嵘、呼天抢地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终究难以构成火山喷发式的强悍冲击力。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齐放之一枝，却在一轮轮的推崇热浪中，几欲被尊为牡丹式的“国花”，某种意义上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拒绝。中国文学不仅需要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需要美轮美奂的鼻烟壶、景泰蓝，更需要金字塔、兵马俑、万里长城，需要商彝夏鼎、汉柏秦松。和张中行的文字一样，汪曾祺文本中那种随处流露的名士风度，读得多了，难免引人生出乘风逸去之念。究其实，汪曾祺骨子里还是未能真正承袭“五四”知识精英的启蒙重任和使命意识。尽管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不再价值定于一尊的多元化时代，但汪氏以其绝高的才情天赋，作出如许退缩性的文化选择，终不免令人略略遗憾。

　　二

　　汪曾祺是丰富多姿的生命个体，而非缺乏生气的写作机器；谦抑，平和，豁达，狂狷，正是他性格的写照。遥想当年，在思想自由的西南联大，汪曾祺接受了全面系统的大学教育，但他信心而行，择善固执，宁可不要文凭，也决不让功课与学业扭曲天性，表现出不同流俗的文化选择。《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如是分析汪曾祺: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不乏爱国热情却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做潇洒的文人。切中肯綮地道出了汪氏性情的本真。《祸福相倚〈沙家浜〉》一章在该书中最具分量。此章讲述汪曾祺几经周折，从张家口回北京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成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并因此与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有过密切接触。传者在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力求秉承良史笔法，不虚美，不隐恶；很难说书中观点就是陆建华的独创，实际上，一些汪曾祺研究者的出色成果，比如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等文中揭示的资料，陆建华从善如流，多有镜鉴，但毕竟，陆氏传记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观照视角。

　　现实是冷酷的，清查“四人帮”分子运动开始后，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组正式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汪曾祺一下子成了“窦娥”，那段时间他天天在家里喝闷酒，喝罢就喊着要“剁指”明志。这次审查拖了两年多，汪曾祺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他心中的窝囊与委屈，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可想而知。谁让他上过天安门，谁让他还在一次会上建议为江青喊三声“乌拉”呢？不谙政治的汪曾祺，遇事怎晓得权衡个中利害？！

　　因之，作为复杂的生命文化个体，尽管汪曾祺的文字总体上呈现出一派清风朗月，但也许，那仅仅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过滤和净化，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自觉不自觉的逃逸——滤去了假恶丑，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滤去了不堪与尴尬，剩下的便是适意与顺畅。汪曾祺的许多“文革”后文本，有意识地疏离中心话语和意识形态，几乎整个儿退到从前，着意于写数十年前的梦与醒，爱与美。这或许正是因为汪氏身为寻常文人，对政治天性疏离，却阴差阳错地一度和政治靠得过近，极一时之盛衰、历半生之炎凉的缘故吧。不难揣测，置身现实世界，面对铜墙铁壁般的集体无意识，汪曾祺既然百口莫辩力不从心，干脆便在喧嚣的时代声浪中三缄其口。倘果真如此，我们完全理解汪曾祺的幽远心曲。

　　三

　　汪曾祺的“文革”经历颇让人联想到钱锺书夫妇。钱氏夫妇也曾遭遇过那个特定时代的凄雨冷风(如下放干校等)，但总体上较少受到冲击，并一度锦衣玉食，恩泽加身。其间，钱锺书曾被钦点为英译毛选定稿人之一，亦曾成为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不免要承蒙江青关照；对此，杨绛先生在其发行量可观的回忆录《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中提及，她与钱锺书先后两次断然拒绝了江青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以及用小车接他们游园的美意。如1974年至1975年，钱锺书奉命翻译毛主席诗词期间，住在一间简陋的学部办公室兼宿舍里。作者写道，江青曾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传来江青的话:‘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锺书同志。’我不客气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最终两人还是没有搬家，坚持住在陋室。作者又写道:“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锺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均见《我们仨》152、153页)上述文字表明，在那个年代，钱氏夫妇能够对江青作出如此高调的反抗性回应，其铁骨铮铮壮怀激烈，殊不逊于张志新、遇罗克。但从《我们仨》前后文看，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钱氏一家不要说对大人物，就是与一般小民往来尚有些诚惶诚恐，江青当时炙手可热，又以心胸狭隘著称，一介寒儒敢这样大义凛然地去招惹她吗？当事人在今天作出此番话语表述，未免给人以打“死老虎”之感；何况兹事真实程度如何，现在已难稽考。

　　《我们仨》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谈人叙事，分寸都拿捏得极到位，该对谁狠，对谁柔，可谓心如明镜，丝毫不爽，让人感慨于姜还是老的辣。与对江青的鄙夷不屑、凛然相向的态度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作者对当时的文化界领导人胡乔木同志的称美。谈到乔木同志，书中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均见《我们仨》158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锺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接下来杨绛又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均见《我们仨》160、161页)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

　　不管怎么说，从《我们仨》，确可见出钱氏夫妇书生其表，骨子里实为洞察大势的圆通人。同样受到“国母”礼遇的汪曾祺就傻得多了，可叹他全无先知先觉未雨绸缪之能，整个儿把自己裸裎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授人以柄。这种处世之道，也许最为切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生态了:想想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才华惊世而性情趋于佻达褊躁、飞扬直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又怎会太妙？！

　　作者：张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