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喧嚣、激荡和艰难中，即将过去。回望2009年的文化热点，可能最瞩目的现象，就是学术老人的离世了，他们或者是文化大师，或者是科学大师。总之，每个老人的辞世，都引来大规模的纪念和感叹，媒体也会不惜手笔地渲染。一方面，这表明慎终追远的古典情怀，在今天悄然复活；另一方面也映射出当下民众，对价值观与文化精神双重缺失的隐忧。

　　今年离世的学术老人，多是高寿。1月，85岁的梁羽生老人在悉尼病逝；5月，93岁的漫画家丁聪过世；7月，95岁的戏剧家欧阳山尊去世；7月11日，98岁的季羡林和93岁的任继愈同一天离世；8月，87岁的文化老人舒芜逝世；10月， 89岁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美国去世，106岁的生物学大师贝时璋仙逝，98岁的钱学森老人去世；11月，95岁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辞世，95岁的文物家王世襄与世长辞。这些老人都高龄离世，一生历经沧桑，有起有落，忧患过，也欢喜过，但走时都福寿全归、功德圆满。

　　这些老人大多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是很多学科的象征性人物。他们走了，也带走了一段段让人唏嘘感慨的历史。他们的离世，让人们明白了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一年之内，如此多的文星陨落，不禁更让人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学术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文化现象，也与老人有关，不过这次受到关注的却是老人们的历史。今年2月，学者李辉在《北京晚报》发文质疑“国学大师 ”文怀沙的年龄和学识，在文化界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4月，作家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将文化老人黄苗子和冯亦代抛上了风口浪尖。章诒和用细腻的笔法，写出了黄苗子当“告密者”和冯亦代成为“卧底”的历史。

　　或许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盲点上，民众对过去历史的知之甚少，使得这些历史事实，在民众听来竟然像是八卦消息，成为媒体的热点是必然的，但也表明我们确实到了要探究历史真相的时刻了。时代就像一个人，会把过去的龌龊事看成自己的稳私，总是希望抖搂得越少越好。然而，这些事实终究会有暴露的一天，早一天被暴露，早一天获得人们的理解或原谅；早一天呈现，也早一天成为人们未来行动的经验。历史是人类为未来而储备的经验，一旦我们丧失了这种基本的教育或训练，就等于失去了判断自己今天行为的能力。所以，真实从来是历史的最高主题，只有从完全真实的人类经验中，我们才可能学习到保持生命尊严的方法。

　　是历史学家出卖了真相，还是他们没有能力说出真相，是我们从这类事件中真正要思考的问题。现在评判这段历史还太早，现在去理解这段历史更谈不上。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期望能看到更为全面的史料。给一个人或一件史实，贴上善恶的标签太容易了，但在没有获得那个时代大量文献的情况下，在没有充分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境况前，这种随意评判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失之偏颇。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最为睿智的思想家，也不敢肯定他们所奉行的评判标准就绝对公正。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还原历史真相。有了对历史真相的认知，我们才能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

　　当然，今年还有一些文化热点，诸如余秋雨“假捐门”等的争论。无论是学术老人离世所引起的担忧，还是老人历史的被质疑，都让我感受到这一年的文化现象有一条潜在主线，那就是对抢救历史的呼唤。我们今天关于历史和文化精神的公共记忆，已经到了一个空前苍白与贫瘠的境地。如何聆听来自历史深处一切真实的声音，如何学会理解与认知历史记忆中的真相，成为2009年文化热点留给我们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