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联合《怀尧访谈录》发起的“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10强”评选结果日前出炉，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登榜首，而由一代文学大师巴金所创办的《收获》仅以459票名列第6。(《深圳商报》1月2日)

　　尽管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明确表示“这个格局比他预料的要好” ，因为“通俗文学杂志取代纯文学杂志而成为市场主流，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郭敬明打败巴金”的说法，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尴尬，品尝到了感伤：曾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文学，如今已是江河日下、困境日深。

　　只是，笔者的疑问是，《最小说》的夺冠和“大部分文学期刊早已沦落为上等青楼了”的说法，真的证明了“郭敬明打败巴金”吗？更进一步的追问是，作为符号的“巴金”是被打败了，还是被抛弃和放逐了呢？而另外的一个问题则是，是“郭敬明打败巴金”还是商业裹胁文学与文学精神式微的写照呢？

　　我们承认，文学的圣殿似乎失落了。而苛求当下的文学像新时期十年的文学所曾有过的社会“轰动效应”是一种不切实际，但是，文学陷入“郭敬明打败巴金”的窘境，也是一种讽刺吧？要知道，《最小说》的夺冠并非是文学精神的张扬，更不是所谓“青春小说”的胜出，相反，是商业的胜利和喧嚣，是商业利益的张扬和文学渐次的落墨罢了。

　　曾有编辑介绍说，现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离婚”。如此一来，作品与生活和读者的隔膜就是明显可见的了，文学的没落恐怕也是必然的吧？《最小说》之所以夺冠，仅仅证明了其奉行的市场法则的胜利，不足以担当消除文学在当下困境的责任，更不能给当下文学带来生机和希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讽刺的存在，并且，讽刺的指向恰恰是文学本身，而非其他。

　　“郭敬明打败巴金”再次证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成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个小小的补丁。”(学者米勒语)面对商业和市场对文学日益消解和侵蚀的现实，更严重的忧虑是“文学终结论”。法国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借《明信片》预言：“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深挚情书也不能幸免。”而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则指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郭敬明打败巴金”是不是一种隐喻呢？这是一个问题。

　　就笔者的观点，“郭敬明打败巴金”之说揭示的残酷事实是当下文学并没有归位，离文学的本身位置和公众期待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文学应该为读者提供其他艺术样式所没有的东西，如丰富的想象、精辟的语言、独特的风格。这些不是大众化的传播媒体所能给予的，也是不能用先进仪器拷贝的。而“郭敬明打败巴金”之说的背后就是文学本原的丧失，或者说是文学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了。

　　因此，我的看法简洁地说就是“郭敬明打败巴金”是商业裹胁文学的隐喻，《最小说》的夺冠是市场法则的张扬和文学精神的隐退。也可以认为，与其说是“郭敬明打败巴金”，不如说是我们和作家抛弃了“巴金”，抽空了文学本应存在的土壤。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