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回忆：1966年以前，我主要在西藏工作，每次来北京开会几乎都能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个人是十分关怀的。50年代，毛主席有一次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有12个孩子。毛主席听了后满面笑容幽默地说：“好啊！西藏人口太少了，你对西藏工作有贡献，对发展西藏人口也有贡献！”

　　1966年的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他非常关切地问我的身体怎么样。从那次以后，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时，我都被邀陪同，每次见面也多是问好。

　　1967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看到我，马上和我握手，还问左右：“翻译呢？”当时我在北京没有翻译。主席见没有翻译，显出很遗憾的样子，再紧紧握了我的手，又往前走了。看来，主席对我有话要讲，但没有听到，是一件终身憾事。

　　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上。当时毛主席已显得苍老，我感到他内心很悲伤，也很疲倦。他拉着我的手问，身体好吗？要保重啊！我感动得几乎流泪，连忙回答：我很好，谢谢主席关怀，祝您健康长寿。他说：咱们彼此吧！

　　周总理在“文革”中保护阿沛

　　“文革”开始时，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是贵族官员出身，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在这紧要关头，周总理亲自派飞机将阿沛夫妇接到北京，使他们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和迫害。

　　视邓小平为“第一位引路人”

　　阿沛初次见到邓小平，是1951年4月16日前往北京和谈途经重庆，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宴请阿沛一行。阿沛回忆：“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坦诚亲切的谈话，对我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疑虑、增加和谈成功的信心，以及后来转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

　　阿沛还回忆了“文革”一段经历：1976年，有关人员召集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会，主题是批判邓小平。主持会议的人一再说不批不行，一定要批。我只好表示要同邓小平划清界线，讲了几句空洞的批判语言，应付过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次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小平、卓琳和我都坐在主宾席，我挨着卓琳。我把这事告诉了卓琳，说明为这事我一直内心不安，感到愧疚。卓琳说这不能怪你，在那种气氛下你是被迫的。小平曾多次约我去打桥牌。一次打桥牌时，他笑着对我说：卓琳把那件事告诉了我，她说得对，那件事完全不能怪你，你也是受害者；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的友谊长存。(摘自《重庆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