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高度说”、“立场说”引发争论后，陈晓明遭遇许多质疑的声音，不过，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并没有因为挞伐声高涨而有所避忌，反而更加深入具体地就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争论点提出了自己的正面阐释。

　　“批评中国当代作家回避现实的人根本没读作品”

　　网友海润琴岛在凤凰网的讨论区里这样回应陈晓明的“中国文学高度说”：“生活的素材太丰富了，可是却没有人像巴尔扎克那样写出中国的《人间喜剧》，甚至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样的书也写不出！只会写一些《丰乳肥臀》之流！ ”海润琴岛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当下，不少读者、媒体还有批评家，都在批评中国作家不够关照现实，写不出老百姓真正关注的题材。对于这样一种批评，陈晓明有话说。

　　“我举例过阎连科、贾平凹、莫言、刘震云几位作家的具体作品，那些批评中国当代作家回避现实、不描写现实的人，根本没有看过这些作品。现在的人很多都是压根不读作品，就走出来评论。事实上，中国的文学都是跟现实贴得非常紧的，我甚至不止一次批评作家们贴现实贴得太紧了。他们的问题不是说贴不紧现实，而是贴得太紧。 ”

　　陈晓明对记者说，那些批评中国当代小说不贴近现实的人，是毫无根据的，“你可以问那些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哪些作品没有贴近现实。 ”

　　“我不认为当下作家沉迷于技巧”

　　“另外，有人批评当下作家过于沉迷于技巧，我不这样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他总是要找到他的叙述方式，不管是突破现有的文学经验，还是突破自己，他都需要寻求技巧的变化。对作家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陈晓明认为，作家的创作如果没有技巧，没有始终在思考文学表达的问题，那么，他的写作是很难进行下去的。

　　今年9月，记者曾经采访过旅日学者田原，他提出，当下的中国作家不会写城市生活。针对这一说法，陈晓明说：“乡土经验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城市是私人的、个人的情感载体，更具现代的特征。西方在浪漫主义传统下书写的文学都是在城市的，即使是写乡村，心理也是城市的。整体来说，西方文学是城市的经验，这个是与现代城市的兴起、在城市中形成的个人生存方式以及浪漫主义自我相结合的。而中国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进入城市化的生活，特别是 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才开始有城市的经验，他们是个体的，自我的，可以把个人和国家民族区分开，可以有个性，有独立性。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甚至抛弃家庭。虽然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似乎应当与家庭的关系更加紧密，不过，事实上，他们与家庭的关系反而更加松散，更具独立性。过去的家庭有兄弟姐妹，是家庭共同体，是非常紧密的，个人与家庭、国家的纽带非常密切。但现在的年轻人漂洋过海呀，或者在任何地方猫下来呀，他可以过个人的生活，所以这种很具城市性的经验，可能是直到90年代之后，才慢慢生长出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的文学在这方面的书写才刚刚开始起步，很难形成大的作品。如果举个例子的话，安妮宝贝的作品是城市的书写，但是她的消费主义特征太明显了，她和文学传统的关系又不太密切、不够紧密，很像当下消费主义的写作，当然，她算是消费主义写作中写得最好的一位了，但是，她没有能在文学传统中找到自己的话语。 ”

　　“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垃圾、是白痴”

　　现在，几乎没有哪位作家是不曾遭遇诟病的，“作家有问题”也成了当下文学主要的病症之一。当下的文学作品屡屡被质疑为“垃圾”，作家纷纷被冠以“白痴”之名，究竟中国当代作家群是不是真的“恶疾缠身”、“病入膏肓”了呢？陈晓明并不这么看。

　　他说，文学说到底是一个天分的问题。 “大部分作家肯定是存在问题的，个人的天分、个人对文学经验的学习等等，都可能给他的创作带来问题。指出作家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说指出问题他就能改过来的，哪有那么容易？如果那么简单就好了，办一个讲习班，所有问题讲一次，大家都解决了。文学需要非常高的天分，比如我提到的那几位一流作家，都是天分非常高的，极高的。 ”

　　“因为有那么多普通作者还在搞文学，才建构起了中国当下这么广大的文学市场，中国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文学市场。不要去打击他们，不要说什么他们有问题就不能写了，他们的东西就没意义、没价值。我们当年渴望文学的民主化，渴望文化的民主化，今天，文学真的可以有这么多的人参与，这么多人在写，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垃圾、是白痴。 ”

　　“当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才最能体现它的价值”

　　陈晓明希望更多的人能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对投入文学的人给予尊重，“这样才有文学的存在，才能堆积出几个大作家来，我们要理解到这一点。文学并不是只为大作家存在的，尽管我非常看重大作家，大作家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大作家的文学史当然是一种悲哀。但是文学是为更广大的人民而存在的。我只是喜欢，我只是写作，至于达到什么水准无所谓。当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最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我们不要动不动以一种精英主义方式去处理文学。 ”

　　作为编写文学史的学者，陈晓明认为，这个时代能让他写出几十个作家，其中一流作家有五六个，二线的有十几个，三线的有四五十个，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史就可以完成了。“至于成千上万的普通作家，恰恰因为有他们，那些精英的才能存在下去，存在才有市场，存在才有意义。有的人就知道一天到晚扯着嗓子骂怎么都是垃圾呀，白痴呀，写得那么差。我觉得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应该明白上述那些常识，这样来理解现实和理解问题，不需要对常识问题多作解释。 ”

　　陈晓明：韩寒、郭敬明预示着“后文学”时代的到来

　　今年3月，由著名网络文学孵化器盛大文学举办的全球写作大展正式拉开帷幕，陈晓明获邀担任此次大展的评委。10月，陈晓明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网络文学节，其间，他在论坛上发言时说：“文学作为生存的方式，在21世纪的文明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点我高度评价盛大文学举行的全球写作大展，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网络文学可能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生存方式。 ”不仅是正面肯定网络文学的作用，陈晓明对许多文学的新生态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在他的新书《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也对“80后”和网络文学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对于网络写作，不应该有、也不可能有太高的标准”

　　“因为我是盛大文学举办的全球写作大展的评委，所以陆续也看了不少作品，我认为整体水准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也发现，网络作家的写作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不太有节制，比如说嘲讽呀，玩起来就无边无际了，完全戏谑化了，戏谑化的东西太多。对写作来说，是作家对自己放纵了、松懈了的表现。网络文学里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分追求戏谑化、娱乐化效果。 ”不过，陈晓明也认为，这是网络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网络本身就是追求热闹，寻乐子，不好玩的作品网民就不看，这与我们追求的文学品质构成了一个矛盾。但是，另一方面，网络作家们都还比较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逐渐调整，写作也会逐渐成熟，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

　　因而，陈晓明认为，对于拥有庞大参与者的网络写作来说，不应该有、也不可能有太高的标准。 “我一直积极评价网络文学，因为它是文学民主化、大众化的一个广大基础，它的出现，具有很重要的积极的意义，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文学才能够发展下去，才能冒出有价值的作品和面向未来的作品。 ”

　　“如果批评家无视网络文学，就等于自绝于这个时代”

　　“为什么批评家要排斥网络文学？”陈晓明说，有些人太偏激、太狭隘，“如果批评家无视网络文学，就等于自绝于这个时代，网络文学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 ”

　　有评论认为：“网络文学是文学的未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终将融为一体。 ”对于这一说法，陈晓明觉得并不夸张，他说：“因为有网络存在，我跟国外的批评家接触起来更加便捷，网络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它太方便了。但是，网络的书写还是寄生在传统的书写之中，网络作家也还是传统大学的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跟传统是无法隔断的。网络有可能最后会变成文学最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纸媒体和网络传播，这些概念相互渗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

　　同时，他也认为，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并驾齐驱的局面，“网络文学蓬勃发展最大的原因就是网络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一个自由本性解放的渠道。网络写作是一个生力军，网络提供了一个非常广大的，特别是自由的传播的空间，我觉得这为我们年轻一代人的写作的热情，写作的愿望，特别是让他们自由地发挥想象力提供了场所。 ”

　　“韩寒是‘80后’中少有的有创造力的人物”

　　12月12日，有网友在陈晓明的个人博客中留言，询问陈晓明对韩寒和郭敬明这两位“80后”代表作家的看法。 10年前，陈晓明曾经在央视的《对话》栏目中评价过韩寒，他在博客中回答那位提问的网友时，这样写道：“10年前我在节目里对韩寒是相当欣赏的。只是担心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像韩寒这样特立独行能走多远。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韩寒相当出色，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我很欣赏他的立场和他的文字。我近期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亦有对他的评价，我始终是很肯定他的。也认为他是‘80后’中少有的有创造力的人物。 ”

　　“郭敬明是他们这代人内心经验深刻的体验者和表达者”

　　与一些批评家不同的是，陈晓明对待新生代作家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并且常常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比如郭敬明。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评价郭敬明，“无疑是他们这代人内心经验深刻的体验者和表达者”，不过，他也认为，郭敬明的新作《小时代》不是太成功，因为他靠的还是玄幻风格。

　　“张悦然意识到了他们这代人要和文学传统接上一种关系”

　　另一位代表性作家是张悦然，陈晓明认为她是要回到文学传统中去写。“张悦然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意识到了他们这代人要和文学传统接上一种关系，她从这一点上去寻找自己的写作道路，不管她现在做得如何，但是她这条路会越走越远，她的经验会更加富有张力。 ”

　　陈晓明认为，“80后”不仅仅是市场的幸运儿，他们也有他们的开掘和创造，他们的写作和传播预示着一个“后文学”时代的到来。

　    本报记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