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携手南宋书生潘必正和道姑陈妙常，以现代戏剧的方式向观众谢幕。曾表示做完青春版《牡丹亭》就要功成身退的他，近日带着新版《玉簪记》又回到公众的视线里，这一次，他说“真的要退了”。

　　满台的演员，满场的观众，白先勇的身影在他们中间却稍显孤独。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上演，当时白先勇想做完就走，结果一演就是一百多场。“我希望有个接班人继续去做，但他们说没有我领头不行。做完这两个戏，我真的要退了，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写作去，这两出戏我已经累得不得了。”

　　两周内，4场讲座，5场演出，N次媒体采访，大概只有和昆曲有关的事情，才能让72岁的白先勇对时间如此慷慨。采访中，说到兴奋之处，他挥着双手，有节奏地拍着沙发扶手。可如果想从他那儿挖掘些个人故事，这样的尝试几乎都会失败，如同四两拨千斤一样，他的回答最终都会转回到昆曲上。写作是白先勇一生的追求，昆曲呢，“昆曲是我半生的追求。”说完，他大笑起来。

　　1945年，9岁的白先勇跟家人去看《游园惊梦》。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回国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连演4天昆曲，据说当时黑市票价已经炒到1两黄金。这是白先勇第一次听昆曲，他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是跟着家人去看梅兰芳，可《游园》里那支《皂罗袍》的曲子却像唱片转盘一样，一直旋转在他的记忆中。

　　22年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书的白先勇创作了小说《游园惊梦》。“这个戏我印象特别深，我到过南京秦淮河，听过很多故事，于是就把它们串起来。”写作时，他把梅兰芳的唱片一直放在旁边听，那曲婉转低回的《皂罗袍》让他想起了很多往事，仿佛又回到中国的家中。而那时，昆曲在大陆已经停演，台湾也只有一些昆曲社偶尔演几出《游园惊梦》或《断桥》这样的折子戏，大戏基本上已经演不了了，《游园惊梦》小说中有这样一句：“半出戏还没唱完，嗓子先就哑掉了”。昆曲已经式微了。

　　从大陆到台湾，从台北人到纽约客，尽管听的仍是同一支曲子，但感觉却已经不大一样。“有很多人世变化在里边，听得有点沧桑了。”1963年，白先勇到美国求学，因为 “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写作。用他的话说，一个25岁的少年心头平添了许多岁月。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到美国后完成的。“现在回头看很奇怪，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写得却是六七十岁的心境，那么早写出了一个老人。年轻时写老人，现在老了，反倒来搞青春版，做青春梦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白先勇也有台湾战后一代的认同危机，“那种飘零感，那种乡愁，一直有的。”1960年，台大外文系三年级的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第一期介绍的就是卡夫卡。“那是那个时候的潮流，西方的文学、艺术、电影我们都感兴趣得不得了。后来到美国去留学住在纽约，一出去就是文化震撼，我在心底里走过很多省思的路程。最后发现，最美的牡丹花开在我们自己的后院，所以还是回来养牡丹吧。”

　　青春版《牡丹亭》之前，白先勇已经排过几次《牡丹亭》。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名录，而那时有的昆剧团已经解散了。在昆曲发源地苏州，90%以上的年轻人没看过昆曲。白先勇认为，只有吸引到青年观众，昆曲才能真正传承下去。“昆曲是抽象写意的。我们现在对昆曲失去了信心，学别的剧种，搞得有时候有点四不像。”他曾在大陆看到，有的《牡丹亭》背景真的弄了个大红色牡丹花，顶上还有霓虹灯嚓嚓嚓闪个不停；要不就是12个花神穿着透明纱如同拉斯维加斯舞娘一样出场……“我都吓昏了，哎呦，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他连连说，“那是百老汇、拉斯维加斯的music，跟昆曲是两码子事。”

　　400多岁的《牡丹亭》有了青春版。2004年,已经退休的白先勇专心做起昆曲推广工作，希望把昆曲的青春招回来。“当时大家也不理解我在干嘛，怎么白先勇一个作家，不好好写作去搞昆曲了。我心里说，我这不是在做一出戏，我在拯救一种快衰微的文化啊。”

　　青春了的昆曲不再只是“一桌两椅”，它有了手绣的全套服装、柔美的灯光、轻松逗趣的念白和不离谱的票价。杜丽娘和柳梦梅在国内外共谢了182次幕，看青春版《牡丹亭》仿佛成为一种时尚。狭小的大学礼堂超额挤进两三千人，挤在后面的学生一只胳膊挂在栏杆上看戏。“他们不是不看，是以前看不到。没人做出美的东西给他们看，他们不看不怪他们。”白先勇说。

　　《牡丹亭》到美国巡演后，加州伯克利大学第二年便开设了昆曲课，出身昆曲世家的民俗音乐专家李林德教一班洋学生唱昆曲。这些洋学生把每个字注好音跟着唱；不会吹笛子，便用小提琴试着拉拉曲调。他们以前只知道中国有京剧，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种文化。

　　2010 年，昆曲终于也要走进国内的大学讲堂，北京大学成为“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首家开设昆曲鉴赏课的大学。“现在年轻人心里都有这种文化认同的渴求，我们的文化在哪儿呢？不错，在故宫博物院里能找到那些东西，那些是静态的，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活在舞台上的呢，在哪儿？现在我们拼命追求西方，比大，比高，比快。大家都上了高铁列车，往前冲，根本来不及停下来看。但我相信会的，冲完了，到站了，会的。我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一套沉静的东西。”

　　白先勇还有很多希望。他希望昆曲课能走进更多高校；他希望文化界、学术界和院团结合起来，一起制作有水准的戏码；他还希望中国能有一个专属昆曲的剧院，这个剧院座位不必太多，就盖在苏州园林的旁边，“英国有专属莎士比亚戏剧的，美国有百老汇剧场，怎么我们有几万剧场却没有一个专属昆曲的？”但这一切，显然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

　　一出《牡丹亭》火了，不代表昆曲真的回春了。白先勇说，台湾做了20年的奠基工作才培养出一批“一流的观众 ”，“是一群人在做”，他提醒记者。现在，他的身后有一群“昆曲义工”，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班子，苏州昆剧院只是合作。“虽然各方响应很多，但没人起头。” 他长叹一声，“哎，如果其他剧团也做10出、20出戏到处演，那就行了，可是，难哪！”

　　本报记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