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一个环保“大秀场”

　　12 月7 日，记者抵达哥本哈根。据说，有大约1200 辆豪华汽车、140 架私人飞机以及数万人涌入哥本哈根，为此，丹麦政府不得不为会议购买价值60 万欧元的“碳积分”。中国和美国成为会场里最受关注的焦点。而在会场外，到处可见环保人士的环保秀，来自小岛国代表的示威抗议也此起彼伏。此时，受人瞩目的哥本哈根变成了一个环保“大秀场”。

　　“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2月7 日，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Yves de Boer)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场。这个素来以讲话简洁、幽默著称的荷兰籍外交官，坐在本次会议主会场贝拉中心(Bella Center)的一个最大的新闻发布室里，两手一摊，微微低头，藏在玻璃镜片背后的眼睛锐利地扫射了全场一番。

　　12 月7 日至18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 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有媒体预测，可能有超过85 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192 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参加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在12 月7 日的会议开幕式上，哥本哈根市长丽特·比耶勒高自豪地喊出了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新名字“希望哈根”(Hopenhagen)。据说，有大约1200 辆豪华汽车、140 架私人飞机以及数万人涌入“希望哈根”，为此，丹麦政府不得不为会议购买价值60 万欧元的“碳积分”。

　　贝拉中心占地面积12 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2 万人，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大的会务中心。但这依然不能满足众多参会人士的心愿，在第一周的最高峰时期，要求进入会场的人员多达3.4 万，大会组织方不得不采取临时管制措施。

　　中国和美国则成为会场里最受关注的焦点。11日，美国国务院气候公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 抵达哥本哈根。当晚，代表团邀请了一批美国记者参加了首个吹风会，据说气氛相当“私密”。此前，中国代表团的媒体交流室总是挤满了记者，碍于那间小小的会议室已经塞不下那么多人，从11日开始，中国代表团不得不转移至会场内最大的一间新闻发布室。

　　而在会场外，到处可见环保人士的环保秀，来自小岛国代表的示威抗议也此起彼伏。此时，受人瞩目的哥本哈根变成了一个环保“大秀场”。

　　环保秀

　　进入哥本哈根，记者的第一感觉是：这里的气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寒冷。虽说这已是北欧的冬季，但许多欧洲人都只在短袖T 恤外罩上一件厚绒外套。

　　“今年的天气和往年一样，相比挪威，我们这里比较靠南，所以气候比较暖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这样告诉记者。这个看上去有着阿拉伯血统的司机并不知道，几年后，丹麦的天气或许会变得更加寒冷，如果碰到英国极地探险家潘·哈多(Pen Hadow)，他一定会这样告诉司机。

　　此时，潘·哈多正在哥本哈根忙于修饰一个巨大的北极熊冰雕，这是他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个巨大冰雕矗立在哥本哈根市中心通往丹麦国会大厦的必经之路。在太阳的照射下，这个冰雕的北极熊将逐渐融化，以此演示全球变暖的影响。

　　今年春天，潘·哈多结束了又一次南极大冒险。此次行程中，他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极地冰层厚度的人工测量。

　　“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南极的冰层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在2010 年之后，这个地区的春天将会一直无雪；由于冰雪的消融，以及洋流的变化，寒冷的气候将袭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每一个国家，包括丹麦在内，这些国家将变得更加寒冷，当然英国也难逃浩劫。”潘·哈多站在那座正在融化的北极熊冰雕旁，向记者解释。

　　不一样的声音

　　同样来自发达国家的塞班斯蒂安并不认同潘·哈多的观点。

　　“我从来没感觉到气候变化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从来没有。”他摇着头，用带着法语口音的英语坚定地表示。“相反，我们巴黎人天天活在失业、破产的恐惧之中，自从金融危机开始后，你知道有多少巴黎人失业吗？而在希腊最近也发生骚乱，归根结底这些都是由于经济原因。”

　　33 岁的塞班斯蒂安出生在法国北部，现定居巴黎，是非政府组织“LaRouchePAC”的成员。该组织由美国政界传奇人物林登·拉鲁什(LyndonLaRouche)创办，打开“LaRouchePAC”的网页，“停止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建立全球新借贷政策”以及“反对绿色法西斯主义”被列为该组织目前的重要工作。

　　这些天，塞班斯蒂安一直在主会场贝拉中心门口散发“拉鲁什计划”的介绍。高高瘦瘦的塞班斯蒂安站在人群中很显眼，他裹着厚厚的大衣，胸口挂着一块用透明玻璃胶黏上的纸牌，上面写着“停止气候诈骗，选择拉鲁什计划”。

　　“人们天天失业，还要去顾及几只北极熊，会不会太傻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敲了敲一旁的指示牌，“你认为谁是最大的环境骗子？康妮·赫泽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主席)、查尔斯王子、奥巴马总统以及戈尔就是。”

　　12 日，为了抗议包括丹麦王子和首相、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等与会的一个环保高端论坛，丹麦当地人在会场外集结、示威，有人在附近地铁站张贴标语，上写“我们的气候，不关你的事”。

　　“富有国家，你们要还债”

　　而在离塞班斯蒂安不远处，一群来自非洲的年轻人正在不停地高歌：“富有国家，我们在看着你，你们要还债！”

　　来自乌干达的查恩迪亚·科迪尼(Chandia Kodili)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她说他们的方式就是紧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世界各地召开的气候会议，“只要会开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记者在贝拉中心门口见到查恩迪亚·科迪尼，一身红色装扮与黝黑的皮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她在人群中看上去格外抢眼。查恩迪亚告诉记者，她的同伴多来自非洲各国，“乌干达、南非、肯尼亚、马里都有。”

　　来自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调查数据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给非洲带来了巨大影响。巴克莱银行的最新调查数据明确指出，如果气候变化的趋势得不到扭转，其后果很有可能是：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5%。“靠雨水灌溉的农业占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气候变化可能对靠天吃饭的非洲农民产生严重影响。”世行负责可持续发展事务的首席经济学家玛丽安娜·费伊解释说。

　　“我们是靠天吃饭，但从去年8 月开始，情况就变得非常糟糕，一直处于干旱之中。”查恩迪亚来自乌干达南部传统的农业生产地区，“今年的雨季又比去年推迟了整整3 个月，气候如此捉摸不定，我们几乎无法种植任何庄稼，情况再延续下去，很多人会被饿死的。”

　　“人们告诉我，他们正在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的降临，他们说，下一个就是我。”法国女孩伊娃坚持要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讲完这句话。作为纪录片《60 亿大不同》的记者之一，伊娃被派到了马里。虽然之前她已翻阅了许多资料，做足心理准备，但最后还是被现实的情况完全震惊。9 日，该片在哥本哈根举行试映，纪录片跨越17 个国家，讲述了气候变化对全世界各地人民带来的影响。其中，非洲的镜头令人触目心惊。

　　“在气候变化的谈判桌上，我们要求的不仅是一个协议，更是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答案。非洲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少的地区，却承受着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大恶果。”就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前一个月，来自非洲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表示，“有人必须要为自己所欠下的债务负责。”

　　7 日，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式上，G77 主席国苏丹代表易卜拉欣·米尔加尼在开幕演讲中表示：“过去有钱国家从未发挥任何实质性领导力。发达国家持续增加(碳)排放，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发挥主导力量。”他的讲话引来全场掌声。

　　场外，查恩迪亚的歌声永不停歇，“直到富有国家决定还债之前，我们会一直唱下去的。”

　　“与其开会，不如直接给钱痛快”

　　“嘿，姑娘，你也给我拍一张照片好吗？”51岁的凯普·拓赫邦基(KaipueTohibangi)把记者叫住，从半旧的黑色外套内袋里掏出一个簇新的数码照相机递给我，咧嘴一笑，露出缺了下门牙的满嘴黄牙。

　　这已经是记者连续第三个下午在贝拉中心外遇到他。此前，记者一直很好奇他的身份，与上述众多环保人士不同，他的表情淡漠，任凭身边的人群喧闹。“我不喜欢呆在里面，太吵。”他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中心门口。此时，我才发觉他的胸前挂着一张出入贝拉中心的粉色标牌，他是来自所罗门群岛的代表团成员。

　　位于西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毗邻，人口约50 万，面积仅为2.8万平方公里。有研究表明，由于气候变暖造成的冰川融化，未来50 年内一些国家会丧失主要或所有领土，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

　　10 日，贝拉中心会场内，以另一个南太平洋上小岛国家图瓦卢为首，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小岛国家，因为担心海平面上升面临灭国之灾，呼吁大会采取更严厉的减排措施。但由于与其他国家分歧较大，这一提议遭到拒绝。随后大约有数百名国际气候环保人士聚集到大会会场入口，高喊“图瓦卢”的名字，要求大会“听听岛国的声音”。

　　凯普·拓赫邦基没去参加抗议，他说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事实上整个会议又能改变什么呢？像所罗门群岛这样的国家，问题的实质不是气候变化，而是贫穷。”他摇了摇手指，看了记者一眼，“你要问我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来告诉你，气候永远不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贫穷才是！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协议，而是立刻的资金支持。可是，我们从没得到过一分钱的资金支持。”

　　他越讲越激动，他的同事跑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安静下来。“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与其花那么多钱开这个会，不如直接把钱捐出来，这样更实际。”他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贝拉中心，忍不住又咕哝了一句。

　　11 日中午12 点，大会主席赫泽高在新闻官员的陪同下突然出现在媒体室。当天早上，欧盟国家达成协议，承诺建立30 亿美元的气候变化基金，在未来三年内资助贫穷国家，“从这一刻开始，标志着哥本哈根会议并不仅仅只是处于协商阶段，而是真正有实质结果出现。”赫泽高激动地向媒体宣布。

　　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飞反问：“如果按照这个计划，我要问，那三年以后该怎么办？我们要寻求一个长期的自己援助计划。”

　　同一天，联合国气候大会缔约方大会秘书处发布了一份主席草案，这也是目前大会唯一公布的正式文件。但这份文件似乎不能让所有国家满意，“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应当被列入国家框架。”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在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专访丹麦“哥本哈根气候网络”主席尼尔斯·于尔根·郎基德 “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亮出底牌”

　　尼尔斯·于尔根·郎基德(Niels Jrgen Langkilde)是丹麦本地的NGO组织“哥本哈根气候网络”(CopenhagenClimate Network)主席，该组织是丹麦本地最有影响力的NGO 之一，负责协助丹麦政府主办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此前，Niels J rgen 曾作为丹麦代表团的成员参加过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1997 年在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也作为欧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参加过其他谈判会议。Niels J rgen 本人和本次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是很好的朋友。10 日，他在丹麦国会大厦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B=《 外滩画报》

　　L= Niels J rgen Langkilde

　　“争取气候会议的举办权不亚于奥运会”

　　B：作为一个当地人，你怎么看待哥本哈根会议？我从荷兰飞到哥本哈根的时候曾遇到一个丹麦人，他告诉我，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比哥本哈根会议更让他关心。

　　L：我觉得他说得很有代表性，但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丹麦政府从一年前就开始反复宣传此次大会，每个人都知道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现在新闻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会议进程。

　　对于这种会议，丹麦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忧虑。因为丹麦这样的小国家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了，现在这样的全城警戒，我们非常不习惯。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随便的，你在大街上走走，市长、部长、首相和王子可能与你擦肩而过。

　　B：争取举办气候会议是否也像争取举办一次奥运会或者世界杯一样，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

　　L：是的，当然是那样。其实丹麦政府在两年多以前就已经决定希望承办这一届气候会议，我不能详细说我们到底与多少国家竞争这次的举办权，不过我可以透露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过程不亚于你们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

　　B：也有人对于会议本身做出比较负面的评论。我之前看到有报道说，哥本哈根会议本身的碳排放量巨大，几乎等于一个小国一年碳排放的总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本身不环保，不知道丹麦政府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L：是的，你说得没错。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会场，我们尽量用了比较节能的方式，但这并不能避免大量的碳排放，所以丹麦政府在早前已经为这次会议购买了大约价值在60 万欧元的碳积分。

　　B：政府组织本次会议一共花了多少钱？

　　L：大约是6000 万欧元。

　　B：全部的钱都来自于政府吗？这次会议有私人企业赞助商吗？

　　L：几乎都是政府掏钱，私人企业赞助的也有，但所占的比例很小。我们还花了一些钱赞助那些来自最贫困国家的代表团和非政府组织成员前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按照丹麦的意愿行事，我们只是基于公平的原则，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机会。

　　B：你在代表团中的主要工作是新闻发言人，我们一直很好奇新闻发言人究竟比媒体早多少时间知道消息？比如在京都你们早就洞悉了这次会议的结局并不很乐观，所以就会有的放矢地给媒体吹吹风？

　　L：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多数时候新闻发言人与媒体是在同一时间知道结果的。在我的记忆中，这种牵涉多边谈判的会议只有一次是提早知道会议结果，不过那次的大会主席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几乎认识所有的与会代表，会讲好几国语言，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而据我对康妮·赫泽高( 编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主席) 的了解，我认为她还没有这种能力，能提早结束会议。

　　“欧盟不会将目标从20% 提高到30%”

　　B：你本人多次参加气候会议。许多人都把这次大会与京都会议进行比较，我们都知道京都会议的结局并不是十分成功，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L：其实对于各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说，参加这种会议是一件非常疲劳的事情。比如这次会议要举行整整两周，而在前一周，几乎所有的活动就是协商、协商、再协商。

　　而诸如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减排目标以及各发达国家究竟应该提供多少援助资金，其实每个国家手里都有一张底牌，但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亮出底牌；或者这样说，即便你很早的时候就告诉别人你的底线在哪里，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问，“你们老板(国家领导人)确认了吗？”

　　在京都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记得所有的代表都坐在一张非常非常长的桌子边，我们距离美国代表非常远，所以其实并不确定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只记得在最后一刻大家都亮出底牌，但还是没谈拢。

　　B：你刚才一直在说“亮底牌”，这不禁让我想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来宣布9日来哥本哈根，现在改为18 日，是否意味着他要在那一天亮底牌？你认为美国最终会否提高自己的减排目标？

　　L：的确如此，对于奥巴马来说，18日来比9 日来意义更为重大，他最后一天来哥本哈根意味着美国最终必然会有一个决议出现。我不认为他会宣布大规模提高减排目标，但他大概会选择出更多的钱来支持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

　　B：丹麦方面对于中国提出的“碳强度”这个概念怎么看待？

　　L：许多人希望中国可以提出一个更明确的目标。现在你们提出这个“碳强度”的概念还是相对模糊的。不过这不是最大的问题，对欧洲人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太了解中国。

　　B：那你们了解美国吗？

　　L：也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一直觉得美国是很愚蠢的，他们做了一些不够聪明的决策，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欧洲人崇尚的是“精巧而聪明”的做事方式，所以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消耗过多的资源，现在所有欧洲国家的减排目标都定得比较高，而且都有信心完成；反而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要完成减排目标会非常困难。

　　B：我还记得在贝拉中心的第一天，瑞典环境部长安德里亚斯·卡尔格林就代表整个欧盟强调了立场，他当时表态说，如果诸如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做出表率，提高各自的减排目标，那么欧盟方面也考虑将减排目标从现在的20%增加到30%。如果真是那样，包括丹麦在内的各欧盟成员国减排目标也各有增长，丹麦人怎么看这个承诺？

　　L：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我们这里(国会)会有一部分人非常不高兴，事实上，刚刚你问这个问题时，从你身后走过的那个国会议员就非常不高兴。

　　如果真的从20% 增加至30%，欧盟内一些相对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等，他们的任务不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多数任务都要集中于包括丹麦在内的其他国家，任务太重了。所以，我也不认为欧盟真的会将目标从20%提高到30%，但很有可能会多承担一些资金和技术的援助。

　　另外我要指出的是，有一些人非常“聪明”，他们把近期目标(至2020 年)定得相对低，而把长期目标(至2050 年)定得非常高，这其实也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谁知道2050 年你在哪里？是不是还活着？你可以说大话，将长期目标定得很高，反正完不成也是后代的责任，并不是你的责任。

　　文/莫书莹 图/莫书莹

　　2009-12-17 总第 36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