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出版长篇章回体小说《生死疲劳》后,作家莫言较少有作品问世。近期,他历时三年写成的最新长篇《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蛙》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了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成功塑造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妇科医生形象。
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在12月11日上午上海锦江饭店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时,他表示,作家应该有直面尖锐社会问题的勇气。但写作归根到底是写人,表现人。“写《蛙》的时候我变得很谦卑。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样一个开端,作家就得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用幽默笔调写沉痛人生,是我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经验”
记者:小说关注敏感的计划生育问题,用轻松的笔调写出非常沉痛的现象。书中写王仁美被强制堕胎意外身亡,还有姑姑率领小狮子水上追捕王胆的章节充满了喜剧性,同时让人读后又有欲罢不能的强烈的痛感。遗憾的是,随着故事情节往前推进,这种充沛的阅读张力没有再维持下去。我们说严肃的喜剧,都包含了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在这本书里,感觉这种悲剧性给过于喧嚣的喜剧感消解了。对此,您怎么看?
莫言:用轻松和幽默的笔调,写沉重、痛苦的人生,实际上是我从多年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经验。回首几十年来经历的现实生活,我本人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其实,老百姓的生存又何尝不是这样。在他们沉痛的生活内核之外,你总能看到饱含民间智慧的幽默的“外壳”。无论历经多少肉体的、精神的痛苦,借助于幽默的、轻松的,或是阿Q的精神。他们才能获得幸福的感觉,才能汲取到一种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小说的后半部,故事开始进入当下生活,也就是进入了一种相对荒诞的生活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悲剧精神的消解。虽然我们依然能感觉到那种痛感,比如叙述人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高密东北乡的印象。而他曾经如此熟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同时痛苦地回想着种种不堪回首的个人经历。这些都不无痛感,但都充满了荒诞色彩。现在的社会太丰富,生活的变化太快,人的感受也越来越迟钝、麻木。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记者:用书信体这一历史悠久的小说模式,是《蛙》的一大特点。这给小说叙事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意味着必得给叙述人写信或者是写小说找到一个强烈的动机。小说中,日本友人杉谷义人鼓励蝌蚪以写信的方式告诉他姑姑的故事。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动机,但我感觉不够强烈。相比之下,蝌蚪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渴望悔罪,或许是一个更强烈的动机。遗憾的是这不是小说的主体。正因为此,我感觉书中蝌蚪给杉谷义人写的信和他讲姑姑的故事两个部分,在形成一种间离效果的同时,也给人感觉有些游离。
莫言:2002年我刚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时,并没打算用书信体。当时写的初稿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她对我提出批评和指责。但写了十几万字之后,我就觉得太复杂了,给阅读带来障碍,于是放弃,另写了《生死疲劳》。直到三年多前我才重新拾起这个小说,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但是在最后末尾还是用了话剧的形式,把朴素的叙述让它插上两个翅膀,因为这个话剧里面注入了很多超现实的元素。
看小说的主体部分,我们就会发现,蝌蚪刚开始给杉谷义人写信,就是要告诉他姑姑的故事。但信写着写着,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入进去,借机抒发。到最后,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冲动,甚至淹没了讲姑姑传奇经历的热情,姑姑的故事反而变成了一种附带。说到动机,或许你还会问我为什么把写信对象设置成一个日本友人。有人以为他的原型是大江健三郎。其实不是。我让蝌蚪写信给外国友人,只是说明了一个常识。我们不会把内心的隐秘告知自己特别熟悉的人,离自己远的人,却很有可能成为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记者:小说中的“姑姑”让人印象深刻。但她扮演的更多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自身几乎是没有主体性的。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几重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之间缺少必要的过渡。我想这可能跟叙述人蝌蚪的限制性视角有关,就像您自己所说的为了表现长达六十年跨度的故事,只能摘取姑姑人生的精彩片段。然而,片段是精彩了,但连接片段的线索却断了。您以为呢?
莫言:这是小说的矛盾。因为着力于塑造人物,太多展示时代背景,就会偏离主题,显得没必要。写小说第一稿的时候,这种转换和过渡比较弱。尽管,姑姑到晚年也有些变化,她做的一些“违规”行为也透露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所以,在剧本里面,我对姑姑的角色转换做了补充展示。姑姑跟蝌蚪一一回忆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通过三个女人濒临死亡时的三句话,表现了三种心境。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无奈和痛苦,一是让人听之欲哭的谢意。姑姑也由此意识到生命的可贵。
姑姑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她身上强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她扮演的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其实,不仅是姑姑,我们那代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自己个人的意志就给消解掉了。姑姑迅速地从接生员转入计划生育执行者的角色,也就很好理解。
记者:叙述人蝌蚪这个人物融入了不少您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历险。这个形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是叙述人,是他的讲述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还在于正是透过这个人物,您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但遗憾的是,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我们看到了蝌蚪的“反思”和“忏悔”,在讲故事的正文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像话痨一样沉浸在故事的讲述中,不断退缩和妥协,缺少反思能力的蝌蚪。我想,您是否有意在双重文本中塑造出不同的蝌蚪形象?
莫言:小说写了计划生育的历史,也写了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蝌蚪所经历的种种历史事件,我也亲历过。因为这种重合,我更能感同身受。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忏悔,已变成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其实,满口忏悔想着舒缓自己的罪过,这本身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忏悔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蝌蚪顾念自己的私念,为个人的名利,结果使已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死在了手术台上。到了晚年,他貌似对此有悔悟,但还是做了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让侄女辈的陈眉代孕生了一个男孩。尽管这是小狮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举动,在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蝌蚪说服了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他既满足了自己想要儿子的潜意识,又满足了自己赎罪的心理需求。然而,这对陈眉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这在《蛙》的剧本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相反,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她认为死不是一个赎罪的方式,善行也不是,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当下生活不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记忆的活力”
记者:迄今为止,您的作品多围绕历史和家族故事的叙述展开。联系到您在《蛙》中涉及的一个事实,计划生育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也就意味着以往那种复杂家族关系的崩溃、瓦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很难亲近和理解错综复杂的家族小说。因此,您是否担心家族小说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最终只是成为人们日后想象过往的“记忆”?
莫言: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族小说也是,只不过更错综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族小说曾是一个时代叙事的主流,此后或许会成为边缘的存在。就像曾经出现的革命战争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这些类型都曾引领风骚,而今俱往矣,但并没有灭绝。家族小说同样如此,年轻的一代依然会写到家族故事,但那将是他们心目中的家族,或是他们虚构的家族故事,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们只好顺其自然。
其实,不说是家族小说,小说的命运也让人担忧。西方有人预言,小说再过二十年就要灭亡。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坚信文学不会灭亡。因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我们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对语言的使用,我们需要运用语言来讲述故事、表述情感,自然就有文学性的诉求,它不仅渗透在小说、诗歌、书信等传统的文学样式中,在电影、博客等新兴样式里依然有文学性的存在。而文学的精神更是永恒的存在。因为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它的基本诉求永远都是让人生活得更好。
记者: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您的写作难免触及当下的生活,对现实有所反映。您现在的生活状态,距童年记忆中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而离所谓生活的真实又未必太过切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保持对现实的敏感?您卓绝的想象力,能克服和超越现实的阻隔吗?
莫言:的确很有挑战性。不管是体验,还是想象都不能解决所有写作的问题。比如我写男性性工作者,曾有出版社的编辑带我去旁观过他们的生活。然而,这种了解是非常片面的,落实到写作上,只能是浮光掠影的描写。因为我没跟他们密切接触过,即使接触了,也没办法获得他们的心理体验。所以,所谓的观察、体验只能解决表面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作家的限度就表现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作家如此,批评家也是,一个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批评家,要说对乡土题材有多么透彻的理解,我不相信。反过来,一个在乡村长大的批评家,即便在城市里生活了二三十年,也不见得能对都市题材认识得多深,评论得有多到位。然而,我想说的是,一个中年人眼里的当下社会或许未必切近,但它同样呈现出一个有价值的世界。对我来说,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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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故事梗概
小说以妇科医生“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讲述施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退休之后,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
作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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