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原声讲堂版《苏东坡旷达背后是坚毅》，文情并茂，但有一节标题：“敢于睡觉——善于睡觉使他躲过一劫”，令笔者生疑。

　　这一段说的是苏轼因诗下狱，朝中大臣主张治罪和营救的双方争论激烈，宋神宗犹豫不决，就派一小太监去探监，见东坡鼾声如雷，小太监推醒他说“恭喜学士”，然后回报神宗，认为苏轼心中无鬼，赦免了吧。这个故事颇富戏剧性，可惜于理不合，于史无据。

　　第一手史料当然是苏轼的狱中诗：《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子由是其弟苏辙，梁成是同情他的狱卒，诗中述及当时的心情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即俗语所说胸中像揣个小鹿，心惊肉跳。述及他怀念的是：“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年未了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即觉愧对妻儿弟弟，并对夙志未偿身先死表示遗憾。

　　苏轼诗中描述的时间是“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柏台即御史台，“月向低”表明已是深夜，即是说彻夜难眠。诗中涉及当时的环境是“狱吏稍见侵”，但时人记载要严重得多：“诟辱通宵不忍闻”，也表明是彻夜。

　　试想，在这种气氛和心情下，如果有个生人来，即所谓的小太监，苏轼一定会像司马迁所说那样“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警惕恐惧，反复猜测，哪里可能鼾声如雷呢？更何况，这样重大的决定——一个大臣的生死，小太监怎能，或怎敢事先泄露天机呢？故此说于理不合。

　　苏轼获释有三个原因：

　　一，宋以文立国，祖训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甚至宋徽宗已被金人虏至北方，还专托使臣返告已南渡的高宗。所以秦桧能杀岳飞，却不能杀胡铨(胡铨曾上书请斩秦桧)。

　　二，已成为祖母的太皇太后告诉神宗，当年苏轼兄弟中进士，仁宗看到试卷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她让神宗善待苏轼。而神宗也很喜苏文，称之为天下奇才。对于被说成是苏轼罪证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神宗说，彼自咏桧，与我何干？

　　三，朝中大臣如吴充、范镇等上书营救，特别是苏轼做过地方官的杭州、湖州百姓，怀念他的政绩，自发地为他做解厄道场累月，反应强烈。

　　于是，在系狱130天后苏轼被释，降职下放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初到时他还是心有余悸的——“他时夜雨困移床，坐厌愁声点客肠 ”(《南堂》五首)，这和狱中诗“他年夜雨独伤神”是同一机杼。只是后来他得朋友帮助，在城东东坡，开荒躬耕，写经参禅，与渔樵释道游，自号东坡居士，才逐渐旷达，写出传诵千古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等。

　　但苏轼善睡免死的传说是怎么来的呢？笔者猜想，或与他的几首词有关。

　　黄州地近长江，一次苏轼和客人夜饮江上，写出一首《临江仙》，结韵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高唱数遍后散去。翌日，传说他夜作此词后挂冠服于江边，乘舟长啸走了。知州徐君猷大惊，以为失却罪人，急往看视，则东坡鼾声如雷，还未醒呢！此事也传到了皇帝耳中。神宗还从太监处得到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读到“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时说：“苏轼终是爱君。”于是命苏轼移汝州，稍稍改善了待遇。这些和前面传说的许多环节相似：鼾声如雷、探视、太监传讯、皇帝从宽处理等等。而后者有词为证，于史有据，很可能衍成前者的传闻。

　　苏轼是一代风流人物，逸事传闻当时已很多，但不免鱼龙混杂，治史者不可不慎为选择。到了后代，则更多杜撰，如《三言二拍》中的东坡故事都是。

　　赵之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