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到孟繁华的《面对“新世纪文学”的心情》(2009年11月11日《中华读书报》)一文。在文中，他说道：“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做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同样道理，即便文学昔日的地位无可挽回，那么，也诚如柄谷行人所说：文学还会展示它固有的力量。”

　　什么样的态度对于当下批评是真正重要的呢？在文中，孟繁华引用了洪子诚的《批评的尊严》一文的观点。洪子诚说：“在这篇读后感性质的文章的标题里，我用了‘尊严’这个词，来概括读丸山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这确有一些踌躇。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崇高词语贬值或变质的时代，这个词可能过于重大，但也可能过于媚俗。不过，如果从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一点，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恰切的吧。”(《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孟繁华诠释这段引文时说：“我知道，这个交代除了洪老师的谦虚和温和之外，事实上也隐含了他对中国当下批评没有言说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尊严’这个词就意味深长了。”对于当下中国批评，洪子诚的“没有言说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孟繁华会认为“尊严”这个词“意味深长”？洪子诚对“批评的尊严”的定义是明确的，即“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就是说，批评的尊严来自于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通过“抵抗”实现自己的批评主体性。丧失尊严的批评，是因为丧失了“抵抗”而丧失主体性的批评。

　　批评家所要“抵抗”的对象是什么呢？洪子诚说：“‘抵抗’所面对的，大概可以归纳、想象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强大潮流的裹挟威力，正义感宣泄的自我满足，与潮流保持距离的孤立恐惧，对自身位置、能力的虚妄判断，等等。”为了保持“抵抗”的意识，批评家不仅要拥有正面阐释和推动思潮的思维方式，而且要坚持质询、纠正思潮的思维方式，后者有时更重要：“当随声附和之声在空中到处飞舞，模糊并掩盖存在的裂缝、偏差、扭曲的时候。此时，揭发偏差、扭曲，就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清醒者所应承担的工作。”因此，建立批评尊严的抵抗，“就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的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

　　根据我的理解，“有尊严的批评”，是一种抵抗的介入力量，而不是顺从的飞跃活动。当下中国批评的颓败，就是因为“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批评家“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因为“交付”，丧失了“抵抗”；因为“飞跃”，丧失了“介入”。在这双重丧失下，当下批评丧失了基本的尊严而变为某种“立场、方向、阵线”的“利益附和物”。

　　因为“交付”和“飞跃”，当下的一些“权威”批评家酷爱用“前所未有”一类独断的大套话作论断。“前所未有”是我们能讲的吗？这是上帝的语言。在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东西被毁灭了？又有多少东西还掩埋着？“前所未有”只有上帝才知道。不用说对整个中国文学，就是对六十年共和国文学，用“前所未有”作论断也是不负责任的妄言臆断。姑且不说这些“权威”批评家的“当代文学视野”至今仍然限于内地汉语作家，对于港澳台作家和非汉语作家是盲视的；就是对于“朝夕相处”的内地作家，这些批评家的看法在这30年来也是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在此前提下，我们的“前所未有”何从谈起？又如何可靠？如果一位批评家“在几十年间对一茬又一茬的作家一律叫好”(王彬彬语)，对于他10年前狂批《废都》、10年后飙捧《废都》，我们自然不当矫情地说“很潮很意外”。但是，现在这位批评家更以狂飙的姿态向我们抛出“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这“前所未有”是以五千年中华史为界，还是限于当代中国六十年)，我们还有理由肯定这位批评家是真诚而负责任的吗？不，我们只能说这位“交付了自我”的批评家在“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这样的批评“飞跃”，虽然可以达到文学之外的某个目的，但是绝对不能介入当下中国文学的真实。罗兰·巴特曾说“写作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这种“飞跃”的批评，确实将当下中国批评变成了“不及物动词”。这样言不及物的批评，是没有尊严可言的。

　　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有尊严的批评是做牛虻的工作。在真诚的抵抗的介入中，有尊严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力量，它不仅对于文学，而且对于社会整体，都会产生积极的构成力量。批评的尊严的丧失，就是批评因为顺从而依附，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现实力量。因此，重建批评的尊严，就是通过重建批评的抵抗机制而重建它的社会有效性。这样，当下中国批评才能走出“我们这代人的宿命”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