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间”

　　“很多人说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工作有一份工资，余华、苏童都有工资，享受福利医疗。这是中国现实。”

　　本刊记者/杨时旸 陈晓萍

　　莫言现在开始忙碌起来，新长篇《蛙》出版之后，已有各媒体约访。他穿着旧毛衣坐在自家的客厅里，背后的墙上贴着女儿不久前结婚时的喜喜字。这个讲故事的高手面对媒体早已驾轻就熟，问题不用说完，他就会给出答案，细节丰富，观点清晰。

　　告别时，莫言对记者说，“不用动那些椅子，下午还有人来呢。”

　　“越是敏感题材，越要塑造独特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在讲座中说过，这部《蛙》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作家不敢面对敏感题材”的批评？

　　莫言：也不完全是，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主要还是我的一个姑姑是一个妇科医生，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退休，还有很多人找她，一辈子非常曲折。她是我生活中非常关注、让我非常感动的人物，最终要写出来。

　　小说最主要的并不是要表现计划生育这个题材，还是要利用这个题材来塑造我姑姑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我想这可能是小说家最高的追求。越是这样的敏感的题材，越有可能让自己的人物处在风口浪尖上，处在这种极富冲突感里边。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小说里有很多隐喻，比如蛙是娃的谐音，养蛙厂和背后的代孕公司等等，这些是你有意设计的吗？

　　莫言：我没想得这么明白，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些之间有某种联系。其实“蛙”是我们先民的一种原始崇拜，一种图腾。先民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繁育后代和获得食物——食色性也。直到现在我的故乡里还有蛙崇拜的这种痕迹。像高密的泥塑里有胖娃娃，双腿之间要抱着一个青蛙。所以小说叫这个名字。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中的写信者蝌蚪，一直在为姑姑做很拙劣的辩护，这是因为这个敏感题材所做的一种平衡吗？

　　莫言：也不是为了平衡，还是站在相对超然的立场上，来评价计划生育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一边倒，只展示一个个生命被毁灭的过程，那样，计划生育就是一个恶法，一个极不人道的政策，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计划生育应该有它的正面意义。大的角度来讲，和战争一样，有大人道和小人道。

　　辩护的拙劣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本身就产生一种反讽。

　　中国新闻周刊：《蛙》的语言不再有你之前作品的那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这是你有意的吗？

　　莫言：最初废掉的15万字还是狂欢化的语言，我觉得不能总是那样，要改。有意压低调地去写，用正确的语言去写。

　　我也不是一拿起笔就像野骡子撒欢一样，也可以收敛着写。我当然喜欢那种狂欢化的语言，太过瘾了，可以一日万言。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中国作家过了50岁创作力就大不如前，你有这感觉吗？

　　莫言：写长没有问题，一天写三千字，一年一百万字了。写作时间长了，你的经验越来越多，匠气就会出来，包括你的记忆力衰退。写小说要有记忆力，要从你这个记忆库去寻找写作素材，找词汇、找比喻。记忆力衰退了，就慢慢地不行了。

　　我们承认毕竟一个人总是有限度的。

　　“想和其他作家都拉开距离”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仍被贴上了“中国马尔克斯”的标签，马尔克斯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莫言：表面上看就觉得我受马尔克斯影响最多，因为有超现实的情节，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样的小说，跟我熟悉的生活很接近。土改、革命、中农、共产党，这样的小说才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我们解放以后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虚假的，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写的，而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写的。这样的现实主义是狭隘的不真实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年在写《檀香刑》的时候，用那种乡土的语言，民间戏曲的语言。你在后记里说，这是你大踏步的倒退。我个人觉得像是以退为进的策略？

　　莫言：其实是想从文坛往后退。想和其他作家都拉开距离。不要大家都在一块，写的东西都差不多。

　　从热闹的地方往后退一点，作家就是应该像鲸鱼一样，稳重的，一个人在深海里呼吸。只有鲨鱼才成群结队，老虎也独来独往。其实文坛没有方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那种狂欢式的语言方式和民间戏曲有关系吗，还是受到其他的影响？

　　莫言：那种语言和文革有关系，那会儿都在广场上演讲，文革期间红卫兵大辩论，口吐白沫的。口才好会被人敬佩不止，文革期间的语言就是一种气势，大排比、空洞。语言的一种狂欢，大量的形容词，语言的霸气。

　　我的语言风格是杂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对我肯定有影响，早期小说里边受到元曲的影响比较深。元曲一韵到底的气势是有点狂欢的味道，这种东西我觉得很过瘾。再一个是古典小说，另外就是民间戏曲。

　　民间口头语言，我想着这个是最重要的。农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极好，说话非常生动。我当时特别梦想长大了到集市上说书去。家里人骂我说我“热锅里炒屁”，闲我说话太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是对民间性的一个佐证，民间视角，新历史主义还有民间语言，但是你对“民间性”这个概念有所怀疑？

　　莫言：民间性，到底民间是指什么？过去我想多数人感觉是底层、农村，偏僻落后就是民间的；再有就是和官方对立的、在野的——非官方的就是民间的。尤其是诗人里，官方诗人能在主流的诗刊上发表的，在油印的发表的是民间的。这和出身没有关系。

　　后来慢慢我觉得民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要把底层农村简单的理解为民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所涉及的都是农村的变革，你已经在城市居住这么长时间，对于城市和当下并没有涉及，是不屑去写还是无从下笔？

　　莫言：是无从下笔吧。生活在城市里处处感觉到城市的虚伪压抑和弊病，但还轮不到写这些，已经想得很成熟的题材在排着队呢。

　　事实上城市也已经渗透到我的小说了，每一部小说都有所体现。像《丰乳肥臀》的后半部分，《蛙》的第四部分以后。广义上来讲，80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向城市化转变的。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丰乳肥臀》，当初也引起很大争议？

　　莫言：如果你读我一本书，就读《丰乳肥臀》。新历史主义的，延续了红高粱家族很多的东西，比如家族、历史、乡土；也有后现代的，上官金童这种人物，恋乳症就是一种象征隐喻；历史跨度一直延伸到90年代，还涉及官场腐败；荒诞的也都有了。

　　出版社说这个名字出来肯定有麻烦，最起码有人说追求商业利益，用这样的书名勾引读者。我想还是没法改，这个小说的题目确实很难改，和内容太贴切了。大家都能感受到微弱的嘲讽的味道。

　　当时题目本身就让小说面临一种被枪毙的命运。要是换个题目叫《金童玉女》之类的，没准得茅盾文学奖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已经被故乡绑架了，是吧？比如，你这个年纪已经被故乡的人做了莫言文学馆、故居等等？

　　莫言：我这文学馆，也没有宣传的这么厉害，以前有个旧的，在那空着，有一帮退休的老同志，都是我大哥的同学们，他们没事干，就搜集一些资料。很多我扔掉了的东西，他们搜集。最开始成立莫言研究会，我就反对。他们说这跟你没有关系，我们要研究莫言你管得着吗。后来越做越大。只好认可了，只好支持他们。

　　我在开馆仪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后面这个楼里的莫言和站在这的莫言基本不是一个人，那里面用很多夸张的语言表扬的语言。我内心深处很清楚，永远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吃几碗米饭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你和其他一些中国作家集体离席，你为此受到很多批评？

　　莫言：没有办法。我看有的人说秦晖教授怎么没有离席，他是单独由德方邀请的。我是新闻出版署和作家协会他们让我去的，我属于代表团团员。

　　很多人说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有一份工资，余华、苏童都有，享受福利医疗。这是中国现实。国外无论在哪都有保险，在中国如果没有职业，生病我治不起啊。外国人骂还可以理解，中国同胞自己骂就太不像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