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话语系统不仅影响着当代文学的评价，亦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发挥着重大作用，价值多元化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自我反省，从而取得新的发展是我们推出这一系列的初衷。我们将陆续专访有关学者、批评家、翻译家、作家及广大读者，希望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亲历者参与争论，更多的声音和更深入地解读，能够让我们更接近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面貌。

　　陈晓明：

　　这个时代的文学让我感到骄傲

　　陈晓明 1959年2月出生于福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余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10多部著作。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

　　“首先我要说明，我提出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说法是有时间范畴的，所说的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并不是要与鲁迅、沈从文所在时代的中国文学高度相比较。”11月27日，记者专访了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晓明，2009年岁末，他是中国文学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与陈晓明的交谈从一杯茶、一本书开始，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从容、宽厚的，同时也是严谨和审慎的，因此，在有关“中国文学高度”的话题开始之前，他首先厘清了自己提出那样一种观点时所在的语境。

　　那么，陈晓明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究竟何以用“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修饰呢？为什么在几乎人人唱衰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作为一名研究了30余年中国文学的批评者，陈晓明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以四个方面的理据作为个人观点的支撑，它们分别是：

　　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西方文学在西方的浪漫主义传统下是‘向内走’的，深刻揭示了人的内心情感、自我等等心理上的东西；而我们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悲剧命运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和历史如此之深地结合在一起，个人不可能疏离出来，所以我觉得，‘向外写’是我们中国的文学所发展出的自己的经验。但是，它依然面临一个难题，我们很难去写社会主义，从整体上去考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转型，以及它所具有的可能性。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问题。 ”陈晓明说，阎连科的小说《受活》出版后，他认为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的能力，“《受活》的主题太深刻了，甚至超出了作家本身所构思的东西，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最关键的转型和变化。我认为《受活》将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来。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部作品的重大价值。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文学的世界水平，我觉得阎连科代表了一种非常具有高度的后现代的文学表达方式，丝毫不逊色于《百年孤独》，这种作品给人的震撼和冲击是非常强大的。 ”

　　同时，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也是中国文学高度的体现，陈晓明认为，贾平凹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作品如何能够回到本土，在本土的基础上，写出汉语言文学的魅力、特点。他说：“《秦腔》是非常独到地表现了中国当下的历史，而且那种叙述方式很难转译为外语。他的作品充满了中国汉语书写的诡异之气，这点要从汉语书写的意义上去理解他才能够把握他的力量。 ”

　　陈晓明发现，当下的几位一流作家，如阎连科、莫言、刘震云等，在最近几年回到汉语书写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的现代白话小说都是深受西方影响的，包括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但是，这些作家始终在寻求汉语的个性表达，这与他们的文化记忆以及他们身处乡土中国的经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经验改变了现代白话小说。 ”在他看来，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很“奇怪”，其中描写了无数的人物，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与另一个人牵扯着，人不是被自己所牵扯，而是被外部世界牵扯、被他人牵扯的。 “重要的是，刘震云的叙述是以汉语的方式展开的，其中显示出他强大的、宽广的写作能力，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活灵活现的，主题充满了历史的反讽，非常深刻。 ”因此，陈晓明表示，这些作家回到了汉语书写中，用汉语的方式来写作，这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他说：“能够作出这种评价的只有我们身处在汉语中的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作品的伟大价值，这个价值是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验，我们面对的当下现实相连的。 ”

　　而第四方面以莫言为例，陈晓明认为，莫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宽广的作家，这个强大在于他深深了解西方的小说；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融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比如《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都可以看出莫言在将传统的东西不断地融进去，试图去寻找汉语言的新鲜的感觉。“比如他的新作《蛙》，书写得依然那么从容和淡定。其中的处理方式完全不是西方小说模式所有的。 ”

　　“我为什么只举这些作家，这些作品，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谈文学的高度也好，还是谈大作品大作家也好，我的态度都是非常慎重的。我只谈这几位作家，这几部作品，至于其他的如何，那另当别论。我认为，一个时代有几位大作家、几部大作品，那么已经足够体现这个时代的水平，能够撑起它的高度。 ”陈晓明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出来后，他的“中国文学高度”的想法才完全成熟起来，“能够有这几部作品，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很让我感到骄傲的。 ”

　　我们需要中国学者的立场

　　12月12日，陈晓明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的文章，他在文章前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最近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招致一大堆的批判围攻。这里是我首先要表达的观点，那就是‘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陈晓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第一个谈到的问题正是 “为什么需要中国学者的立场”。

　　“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低，将中国的文学看作政治的产物，他们有他们自己标准下的文学。 ”陈晓明说，文学是语言的构造物，“作家每写一个句子，都要修改很多次，甚至标点符号的变化都可能会令文本出现很大不同。中国的文学必须是中国人才能够体味其中的微妙，比如赵树理式的文学语言，那种口语化的、戏曲化的语言，是西方学者很难理解的。 ”

　　在陈晓明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

　　“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具有很大的影响，在重新发掘张爱玲、沈从文以及钱钟书的文学史地位等方面，他的论述确有其价值，重写文学史从一个侧面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学史阐述往往过于简单化，而他把文学性的东西释放了出来。 ”但是，陈晓明提醒说，“重写”只是把被压抑的被放逐的作家重新召回，抬高；而把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确认的文学压抑下去，给予政治性的封闭，这与此前的封闭不过是调了一个包。

　　陈晓明认为，反思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找到反思的依据，“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 ”

　　他强调，自己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也不是反对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这100年来，我们大量地受西方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吸取西方的经验。我也赞成在方法上完全可以大胆学习西方，这个知识的谱系是非常密切地糅合在一起的，没有中西学术的交融是不可能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西方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学者会用2/3的时间来学习中国，而中国的作家，如莫言、阎连科等，都是在充分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进行个人写作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确确实实到今天我们突然面对中国所谓的60年，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立场没有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找不到中国的立场，也没有中国的话语方式。在今天我们如何看中国立场？我们不能连一点点中国的立场和我们的话语的肯定性能力都没有，我们怎么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确认我们价值的那种途径”。

　　几个月前，陈晓明与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进行了一场小型的对话会。对话会期间，杜维明提出，西方学者都有“知识谱系”，但中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这句话是很刺激我的。我觉得我从21岁的时候开始读康德、黑格尔，一直到今年我还出了一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我非常清楚我做这项研究面对的知识谱系是什么，但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又确实不知道怎么从老子、孔子再到马克思、福科和德里达来建构一个协调而清晰的知识谱系。因为知识谱系的不清晰，我们的立场和方法也并不明确。 ”

　　陈晓明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不可以简单理解为回到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就了事。他提出，要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没有这一点，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 ”

　　今年4月，由陈晓明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书出版，作为身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当事人，陈晓明希望找到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臣服于西方美学的规训和尺度太久了，而后者实际上已经枯竭。 “一方面是客观，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观，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的文学如果仅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

　　陈晓明多次强调，自己并不是呼吁抛弃西方现有的理论，而是认为，应当在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