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电影市场，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让电影产业界的人士兴奋不已。而一些电影艺术家却对当下电影的繁荣表现出冷静。《麦田》的导演何平就说：电影市场好了，但电影拍得却不够好，现在的电影远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那么有文化气质。吴宇森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以前中国有好电影没有市场，现在有市场却没有好电影。

　　艺术家们给中国电影泼冷水泼得很有道理。经常到影院欣赏影片的人，大多都有这样的感受：坐在影院里看一部大片，视觉听觉都很过瘾，可是走出影院，片中让人回味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影片，形式华丽但内容空洞，其意义几乎就是看片过程中给予观众的一次性视听亢奋。特别是看了那些拍得很烂的大片，我们无法容忍，会大骂电影的无聊，会对中国电影感到绝望。

　　奇怪的是，这类片子的票房却一路飙升，刺激着片面追求观看效果而忽略内涵的影片层出不穷。而中国城市里的主流院线，选择的又大多是这类影片，这就给我们一种感觉：电影作为工业产品，越来越趋于利益，票房是这个时代电影的唯一标准。电影趋于利益，电影市场娱乐为王、票房当家，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时代，你要求电影有深度，有力量，有让人回味的意蕴，那等于你在追求纯洁的艺术童话，是天方夜谭。

　　电影的现实，让我们不能不怀念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 《红高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青春祭》、《阳光灿烂的日子》、《霸王别姬》，《三毛从军记》，张暖忻、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张建亚等等，一部部电影名片，一位位电影导演，是那样光彩照人而又深入人心。那时看一部电影，我们会激动和议论好长时间，对影片，对影片的导演和主演，都有种崇敬之情，因为它们和他们给了我们以精神力量。可是在转眼之间，他们中的聪明人，纷纷去拍商业大片，特别是第五代导演，从前卫青年迅速转为商业片导师。如果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为参照，现在的电影虽然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利润，但就艺术成就而言，就电影对于人们精神生存的意义而言，现在的电影确实倒退了，这不是耸人听闻。

　　当下的中国电影为什么会丢失文化气质？这些是曾被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深深打动，由此热爱上电影并关注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有关，回答了后者，就自然为中国电影丢失文化气质找到了答案。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曾经把电影作为神圣艺术的一代导演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艺术初衷？

　　不仅仅是第五代导演，凡是从上个世纪走来的电影人，他们之所以选择电影，一开始并不因为拍电影是一种挣钱生存而且生存得比别人更好的职业，而是因为电影唤起过他们最初的梦想。入行之初，他们无疑把电影看作艺术，拍电影是他们探索复杂人性、抵达生命深处的一种方式。他们的立身之作足以证明这一点。以张艺谋为例，尽管他在接受白睿文博士采访时强调当年读电影学院只是为了改变命运，找个好工作，但是从1987年到1994年，他拍了《红高粱》、《活着》、《秋菊打官司》等，从这些不平凡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对电影的理解和热爱程度，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无法将这时的张艺谋与2006年拍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张艺谋等同起来，此时的张艺谋与彼时的张艺谋在电影观上已经判若云泥。

　　不仅仅是张艺谋，还有那个拍过让人叹为观止的《黄土地》、《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在2005年拍了《无极》，还有一些曾让我们尊敬的导演，把他们刚入行时和近些年的影片加以对照，都会发现他们的电影观念发生了蜕变。纵览商业电影，便会发现，一些最具资本号召力的商业电影导演，他们不再把电影当作艺术。也许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坚守着以往的电影观念，执导商业大片，不过是为了玩玩，试试自己进入市场的才能，或者出于无奈，为了生存而效力市场，把艺术暂时放一放。但他们对艺术的信心已经动摇，甚至失去了信心。

　　质而言之，商业电影人的电影观念出现了问题。

　　电影行中，谁不是生意人？电影是工业产品，电影的欣赏活动就是商品的营销活动，这已经成为当下最强势的电影话语。这强势话语，让一些用电影抓钱的电影人为推卸电影责任找到了根据，理直气壮地不管不顾，把票房作为唯一的价值去追求。在第三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上，就有青年导演直言：电影的资本意志一定是更本质的东西，原来我们的文化心太重了，只有尊重电影是消费品，电影产业才能做好。

　　不管电影市场化的声音怎么强势，都无法掩蔽一个事实，那就是电影与人的精神生存紧密联系着。人们看电影，是源于内心需求和精神渴望。正因为这样，电影最本质的流行元素是其精神性。失去精神性的影片，不管它多么华丽炫目，它的商业配方多么精到，它都传不开，留不住，只能是一次性的快餐。现在一提《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谁不嗤之以鼻，以“烂片”称之！

　　精神性的东西绝非虚无缥缈，它与食物和空气一样，是我们生存的必需品。我们活着，就会渴求公正平等，生命不管怎么卑微，都需要尊重；就要表达爱心和爱意，需要在施爱中确立自己的存在；就要叩问人性的复杂，从而呼唤那种纯粹单纯的人生；就要观照个体的生存境遇，抒写内心的不平和愤懑，等等，这些精神性诉求，是一切艺术也包括电影生成的动力和源泉。娱乐即使至死，也无法替代这些精神性问题，更何况，当今人们的精神性问题比以往更尖锐，更突出。

　　中国电影已经进入商业化时代，电影最终是艺术家与生意人合谋的产物。正如特吕弗说的那样：我深知所有的电影其实都是拿来买卖的商品。因而，无视市场环境，不顾经济效益而一味追求艺术品格的电影创作，那确实是空想和徒劳。关键是，电影的精神性和商品性不是二元对立的，二者是能够融会贯通的。在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既有文化气质又有市场卖点的作品不是没有，《集结号》就是精神大众化实践的范本。只是这样的范例太少。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电影界习惯把艺术的精神性与商品性对立起来，导致创作上的顾此失彼。只要坚定精神性是电影流行的最根本的元素，把电影拍到观众的心坎里去，这样的电影无疑具有观众号召力，是最有卖点的商业片。让多少青年观众着迷的《肖申克的救赎》，还有前段被我国观众看好的日本电影《入殓者》，包括广为争议的《色·戒》，其成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客观地说，我国影坛并不缺少文化气质和精神内涵的影片，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顾长卫的《立春》，等等，都是让真正热爱电影的人激动不已的影片。这类电影一直存在着，也维持着许多观众对电影的钟爱之情，但在目前的院线体制下，它们中的大多数无法进入院线而被湮没掉了。电影创作应该多元，而流通也不能单一，应该有专门放映艺术片的院线。给纯粹的商业片增加文化含量与给艺术片以生存空间，是两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问题，它们都关涉中国电影文化气质的提升。

　　不管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它们的生命活力都在于其精神性。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电影是一门艺术。电影不是艺术，那它是什么呢？

　　洪兆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