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对系统科学的系统化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在听取上海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的工作汇报时，钱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就研究社会系统工程。”我一下子思绪万千，钱老给我们出了个好题目，同时也让我深深感到了“五个度”：

　　一是广度，该题目涉及面太广；二是高度，该题目要求太高，既涉及实际的合理要求，又在哲学层面上要求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三是深度，该题目在理论上要求太深，所涉及各方面的基层都有独特的利益诉求，所涉及的学科都有其相应的深邃的理论基础；四是进度，该题目要求在现实中对诉求所作承诺能够足够及时地兑现，即对工作进度的要求；五是难度，统而观之，该题目涉及了人的系统，其难度之高是无与伦比的。

　　上海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近30年来在这个“五个度”的框架上进行了一些工作，取得了点滴成绩，但离钱老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定当继续不懈努力。(王浣尘)

　　全球经济、金融活动已成复杂开放巨系统

　　钱老生前非常关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在他的鼓励下，我们一直在推动与金融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同行们的合作，试图去建立和发展一个新的学科方向——金融系统工程。

　　过去近十年中，经过共同努力，不仅金融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体系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进展，而且在汇率制度改革、投资基金评价等许多重要的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化过程也再次表明：全球经济、金融活动已成为了一个关联非常密切的复杂开放巨系统。同时，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全面推进，不仅使得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在日益增大，而且也伴随着愈发众多和愈发剧烈的金融风险，使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用金融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来审视我国金融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金融系统工程正是将金融体系看作是一类复杂系统，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和研究系统的动态特性,进而揭示金融和经济体系演化的规律与金融风险形成的机理。这是对系统工程的一个延展概念,丰富和拓展了系统工程的研究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汪寿阳 张维)

　　怀念 我与钱先生的五次间接接触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和钱学森先生见过面，但我有五个间接和钱先生接触的机会，对此我印象非常深。

　　最早的一次是1947年，我那时在南洋模范中学上初三。钱先生第一次回国，他是交大校友，那时一本很流行的周刊说交大要邀请他做校长，介绍了他在火箭等方面的贡献。我看了非常钦佩，但当时没有见到钱先生，我本住在交大旁边，所以感到很亲近。

　　一晃8年过去了。1955年，我刚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硕士学位，我的老板叫我去研究钱学森数理控制的文章，他说有一本新书叫Engineering Cybernetics,你去看看。我就买了，发现这本书和我学的控制理论完全不是一套东西，所以也不太懂。但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钱先生的研究早了五年，后来现代控制理论发展以后，大家才发现这本书那么早就看出这些问题。

　　第三次是24年后的1979年，那时我做了20多年控制理论。第一次回国，看了一张报纸，刊载钱先生讲的运筹学跟系统科学的内容，我一看之后大吃一惊。那时“文革”刚结束，中国与外面完全隔绝20多年，我知道的东西钱先生全晓得。我提出，能不能见一见钱先生，这时钱先生对美国还有意见，提出除非美国公开书面道歉，否则美国来的客人一个不见，那就没办法了。

　　第四次是1993年，我参加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全球华人控制智能大会。会上我第一次看到钱先生等对复杂巨系统理论的介绍，我一晚上没睡，看这本书，觉得展望很大，回美国以后找了两个博士生一起研究，觉得这个问题博士生做不了，他们一做博士毕业不了。后来想自己做，觉得这个题目很大很难。

　　最后一次是2008年，美国某机构给钱先生颁奖，我在床上看到CNN播出这条新闻。

　　总结我这五次和钱先生的间接接触，可以用一句话：钱先生眼光敏锐，比别人看得远。(何毓琦)

　　钱学森巧论“运筹学”

　　承蒙钱先生在1956年9月写信给我，要我参加力学运筹学研究室工作。其实那时不叫运筹学，叫运用学，钱先生给我的信上用的就是这个名称。现在，我还是觉得叫“运用学”妥当些。

　　1960年力学所运筹室并到数学所运筹室，因此力学所运筹室在钱先生的领导下只存在了不到4年。我从1958年夏天到1960年夏天在北京国棉一厂“理论联系实际”，因此聆听先生教导主要是1957年。那年钱先生好像不太忙，经常在上午工间操的时间到运筹室。那个时间，那种形式，那样轻松、自由的氛围，“谈学论道”在我感觉里变成了聊天。

　　筹也好，用也罢，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当年，钱先生给我们谈及运筹学时说，“实际”有两种，一个是比较看得见摸得着的；另一个是比较看不见摸不着的。不管哪个，人们总想搞个试验来看看这个“实际”。在自然现象上能做得到，对于社会现象也可以借助于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试验。对于试验，钱先生把它与实验做了区别。他说，科学要有试验，但有些事物是要靠实验；试验是在室内的空间由少数人搞，实验是在室外的空间由大多数人来搞。那时，我在运筹室里办了一个质量控制研究小组，常向钱先生请教。他给我的第一个指示是要了解国情，给了我一个月，要我到全国几个地方和企业跑跑。这件事再加他的话，给对我的影响实在大得很。

　　筹建运筹室时，钱先生在人员的聘用和使用安排上定了一个“三合一”的政策，要有三种人：自然科学者、经济科学者、工程师。他们都要有一定的数学锻炼或修养，从事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我想这就是他对运筹学的信念。 (刘源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