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迷宫》：

　　正视“邪恶” 体验“神意”

　　《三枪拍案惊奇》是一部几乎无法翻拍的电影的翻拍片。

　　在电影产业化、原创力低下的时代，翻拍是个很正常、很符合产业规律的选择，不过，翻拍的对象，一般都是比较成功的商业片。《三枪》却是美国独立电影怪杰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的中国版，这就很令人好奇了。

　　科恩兄弟这部拍摄于1984年的处女作，只花了80万美元，当年颇受发行商的冷遇，却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血迷宫》有着惊悚片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关系——一个发现妻子外遇买凶杀人的丈夫，一个背信弃义没有职业道德的杀手，一对陷于情欲的男女——却绝不仅仅是部惊悚片。在每一个关键情节点的处理上，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去好莱坞化倾向，习惯于好莱坞思维的观众总会被迫偏离常轨，进入科恩兄弟设置的迷宫：一个阴郁、血腥、无常、反逻辑的黑暗领域。

　　作为美国独立电影的扛鼎之将，科恩兄弟影片的真正价值，在于对“邪恶”的正视，并通过对“无常”的表现，使观众体验到不可测的“神意”。

　　《血迷宫》中的杀手和丈夫、《抚养亚利桑那》中骑着摩托车、所到之处尽为焦土的癫狂暴徒、《老无所依》中凭借硬币的正反面杀人的冷酷杀手，都是“邪恶”的具象化。没有人内心深处没有邪恶，但正视和承认自身邪恶的人却很少见。科恩兄弟的剧中人总必须与自身的邪恶同行，因此，影片的氛围总是阴暗、压抑而寒冷的。

　　科恩兄弟影片的第二个特征，是没有绝对的强者。无论杀手、暴徒还是涉足邪恶的普通人，一旦进入“恶”这个禁忌的领域，便没有完美的救赎。这与好莱坞惯常的思维截然相反。在好莱坞主流作品中，一个有缺欠的主人公总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和帮手的协助获得救赎。而作为科恩兄弟的主人公，生死总必须凭借偶然性，或者说“概率”，就像《老无所依》中那个杀手扔出的硬币。看似强大者的身后还有着更强大者，那就是沉默却无处不在的神意。

　　这样的作品改编成为中国年终岁末万众狂欢的贺岁片，确实令科恩兄弟的拥趸好奇。12月9日，《三枪》点映，面纱终于揭开，中国版《血迷宫》印证的只有一个事实：故事可以照搬，科恩兄弟却不可复制。

　　《三枪》：

　　外壳忠于原著，精髓一笔勾销

　　应当说，《三枪》在故事框架、人物关系、甚至细节处理上，都是非常符合原作的。情节方面大的改动只有一处：杀手孙红雷多杀了一个人——偷钱的伙计，埋尸时丢了烟袋，于是去杀小沈阳扮演的伙计和闫妮扮演的老板娘灭口。

　　影片中放了三枪，死了四个人——虐待狂丈夫、软弱的情人、偷钱的伙计、无良杀手。活下来的有两位——受尽虐待的老板娘、毛毛扮演的善良的小姑娘。剧中人的生死是经过主创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并被赋予了主创非常鲜明的价值判断：好人和弱者是要活下来的，而坏人却要死去。这种选择本身非常主流而且符合中国观众传统的价值判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也因此，把科恩兄弟原作的精髓——神意不可测，天命本无常，邪恶需面对，为人须敬畏——一笔勾销。

　　一部冷酷地面对邪恶、没有救赎、生死无常的《血迷宫》，因而成为一个关于虐待、通奸、买凶、恶报、逃脱的规规矩矩的中国故事。

　　为了好看，这个故事被赋予了鲜明的张艺谋西北特色和赵本山东北特色：经过处理的西部丹霞地貌，从敦煌造型获取灵感的室内设计，东北二人转的鲜艳服装，在这种环境中更加艳丽惊人。主创不怕俗，怕的是不俗，大粉、大绿、大紫、大黄、大蓝，“好色”者必能大饱眼福。

　　而故事的精神内核，总不免带上导演自身的痕迹。因此，影片在人物关系上做了一点处理：在《血迷宫》中，一张张夫妻二人的亲密合影都似乎在说明，丈夫非常在意和喜爱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而《三枪》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维在起作用，丈夫买妻，却生不出孩子，每晚用烟袋烫伤虐妻，妻子在痛苦和压抑中反抗。有时甚至会给观众错觉，还以为看的是《菊豆》或者《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段隐秘恋情的发生不是因为人内在的赤裸裸的情欲，而总是对某种外在境遇进行抗争的必然结果。

　　深层欲望的迷宫，因而成为表象因果的盛宴。

　　《三枪》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动机，每个人的结局都合情合理，二人转的节奏癫狂恣肆，人物的表演夸张变形，影片更像是赵本山的春晚小品，只不过，跟赵本山对话的不是小崔或者老毕，而是导演张艺谋。

　　而不可复制的科恩兄弟，在这部影片中几乎消失无踪，《三枪》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美国诗人梭罗的独白：伟大的作品从未被人阅读。

    田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