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是一位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多于研究，对诗歌研究长于小说研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长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他以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用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意研究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顾彬对于诗歌的关注与评价都高于小说，大概与他是一位诗人有关。在200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又一次成为了焦点。在谈到文学翻译问题时，顾彬说：“中国没有文学吗？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热爱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有点问题，但我认为也有很好的诗人，否则我不会老跟他们在一起。我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角度不光是一个学者的角度，也是一个作家的角度，另外也是一个翻译家的角度。”其实，从顾彬先生的话语方式看，他常常是从一个诗人角度感受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顾彬特别强调文学的语言，这是顾彬在谈论中国当代文学时一以贯之的，他认为一部好的作品首先应该有好的语言，他提出文学创作应该精益求精。应该说顾彬在将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中，得出的评价是有道理的。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如何看待中国新时期文学？顾彬认为1949年以前的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是属于世界文学的，但中国的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以外不属于世界文学。其实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看做一个过程的话，顾彬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以后一直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鲁迅、老舍、冰心、曹禺、茅盾、巴金等作家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而中国当代文学中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去的并没有形成如同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影响，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与重要的成就，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而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进行着这种经典化的过程。

　　倘若以“五四”白话文运动看作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话，以白话文为工具的中国文学仅走过了不到 100年，以启蒙为缘起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语言变革中却有着深刻文化伦理的动力。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比较，中国新文学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不仅使白话文成为了新文学创作的工具，而且在文学的观念、文体、技巧等方面，有着诸多开创性的贡献，诞生了一些有世界性水平的文学家与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一度被粗暴地简单化地纳入了政治的轨道，成为了政治与宣传的工具，而往往丧失了文学本身的特性，虽然“十七年”文学也有一些载入史册的作品，但是在那个以颂歌为主的时代，文学显然被异化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中国作家们开始阅读模仿西方文学大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中国文坛追逐新潮、强调创新、标榜先锋的时期。当然，现在看来这种模仿借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必然的过程，是一种从书法描红到自由挥洒的过程，才有了中国文坛上的朦胧诗、寻根文学、第三代诗歌、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主义文学等。

　　或许可以说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威力是巨大的。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走向市场的过程，回归写实就成为此后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向，大众文化成为影响甚至左右文学创作的某种动力，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成为小说创作中以写实为基本取向的文学潮流，告别先锋、告别实验成为文学市场化的一种前提。新世纪以后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形成官场与商场两种思路，作家或者追求某些政府奖项，努力在创作中揣摩政府奖项的某些要素，期望获得这些褒奖与荣誉；或者追逐市场效益，努力揣摩市场、揣度读者，期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新世纪文学在忽略传统的启蒙、教育等职责时，注重文学的自我表达与娱乐特性；在忽略传统的经典性、贵族气等追求时，注重文学的个人化、平民性；在忽略传统的崇高性、史诗性等风格时，注重文学的平易性、世俗化。

　　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来看，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较，显然顾彬“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的诗性评价是有道理的。“五粮液”类的名酒，是可以摆上高档酒宴的；“二锅头”也是好酒，但一般会摆在普通百姓饭桌上。

　　2009年11月3日，顾彬在鲁迅博物馆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的问题。我并不赞同中国当代作家应该用外语写作，母语写作是一位作家的根本。但是中国当代作家应该努力从官场、商场中解脱出来，创作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作品。

　　杨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