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1878-1965年)原是清末举人，因在社会上从事教育改革，主持浦东中学而成名。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但不久就放弃做官，宁愿选择繁苦的社会事业，并于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一个民间教育组织，从事教育改革的实验。为此，他三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1948年12月14日，黄炎培在写给苏渊雷的信中说：“民六、民十、民十一，当时实因职教社初成立，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的扼要办法——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黄炎培日记)他在政治上并无野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黄炎培一腔爱国热血化为实际行动，重新回到政治领域，但不是做官，而是组织民间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黄炎培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在后方安置难民，组织生产，调查社会，动员民众，为当局献计献策。1940年间，国共冲突加剧，他在参政会中主动承担起了调解国共纷争、团结抗日的工作。

　　但是，黄炎培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当局的善意回报。蒋介石对黄炎培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4日，下同)“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1940年9月6日)甚至骂他“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1年9月13日后上星期反省录)蒋并归之为“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1945年1月3日)

　　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一直期望国民政府在抗日期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实行民主宪政，改善人民生活，动员民众抗战，并深切期望国共合作，避免摩擦和分裂。

　　黄炎培一再向蒋介石陈述政治上的弊端，希望改革。为了顾全大局，他从不在社会上散布这些情况。例如1940年9月6日，蒋介石举行茶会，“余(黄炎培)报告兵役近况，关于军队虐杀壮丁，言之甚详。茶后，余密陈川南烟祸、匪患及处理办法，并面陈各种文件。”(黄炎培日记，下同)显然，这些触动统治者痛处的地方，尽管符合事实，仍然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和辱骂。

　　自参政会成立后，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国民党政治派系，一直在要求实施民主宪政。蒋介石也一再作了承诺，黄炎培对蒋介石是抱有希望的。例如，黄炎培记述1941年11月26日参政会闭会式：“蒋主席致词，极诚恳。”其中说到：“宪政是国父遗教，是既定国策，越早实现越好。若可行不行，此政府将不打自倒，望赞助、监督、督促。”

　　1943年11月12日：“十时，宪政实施协进会在军事委员会开成立会，蒋主席致词(出讲稿，皆手自修正，临讲犹在席上动笔)，对促成民意机关宪草研究运动，言论自由开放，皆主早办，恰合人民期望。”黄炎培对蒋介石的勤奋也是感动的。1941年11月9日，黄炎培从香港募集战时公债回重庆后：“午，蒋公招餐，到者可三十人。吾仍坐蒋公对席，承问此行大概……(餐毕)余遂与陈布雷略谈而出，王雪艇同行，谓蒋公今日早起绝未休息，彼欲回话亦不得间。”

　　黄炎培一向以为公不为私自励，尽忠国事。1944年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明，忱次想吾人赤心为国，对领袖必须知无不言。今午既召餐，因急起身，连漱口、刷牙都废止，起草上蒋主席书。”席间，“(蒋)问对中共问题之意见，余答：中央政府应堂堂正正循康庄大道而行，改善政治，使民众皆满意。同时外交上无论对英美，对苏联，取得国际间良好情感，中共问题曾何足虑。”

　　黄炎培在日记中自慰地说：“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余以两年来之周旋，政府及各党派对我都还不至歧视。此次第四届(系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大会为内政审查会主席，审查七个关于宪政提案，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在余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份心，当观今后如何耳。”(1939年9月16日)他或许不知道蒋介石在内心是怎样骂他的。蒋介石把异己分子都看成反动派，即使善意的批评和建议都难以容忍。近代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使独裁者的心胸变得十分狭窄，容不得中间派的存在，只是没有力量廓清他们而已。

　　1943年2月18日，黄炎培一天之内参加了三个会议，上午参加参政会在渝会员谈话会；下午又参加参政会举行庆祝中美、中英新约成立会。傍晚参加市政府听取汇报。他深受刺激：“政治日趋黑腐，今日之会分三幕，上午叫嚣愤骂，不负实责，下午粉饰升平，不求实际，傍晚市府之会，补苴罅漏，无关大体，尽补苴尽罅漏。但我辈只有尽罅漏尽补苴。”黄炎培希望通过民主宪政的转型来改善国家政治生活，促成国共团结。但是，蒋介石的实施宪政承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民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方案，其国民代表主要是战前国民党一党操纵下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早就失去了代表性，那只是一个国民党单方面可操纵的国民大会，自然遭到中共和民盟等党派的反对。

　　1944年间，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对当局深感失望。1945年元旦，黄炎培领衔60多人署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批评当局低估敌人力量，“不求本身之进步与健全”，深恐“将来盟国均告胜利而我独失败”，因此，要求“政府准许各政党公开”，团结合作，“准许人民对政治发表意见，检举贪污”，“实施国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之遗教”，等等。(《新华日报》)黄炎培于1945年7月1日到5日间，访问延安，由此增加了对中共富于朝气的认识，更倾向于同情中共。此后，黄炎培一直反对蒋介石召开片面的国民大会，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因此遭到蒋介石的责骂，自然更是难以避免的了。

　　黄炎培在香港、菲律宾募集战时公债期间，有两段话值得玩味。其一是，1941年8月21日招待新闻记者的话：“述我个人服务恰四十年，愧非政治家，并不能为政客，自审如牛一般，能吃苦，能顽强抵抗。”10月3日，在从菲律宾回香港的飞机上与李国钦谈：“李问：对吾国民主前途，感想如何？余答：中国今后需用民主是无疑的。中国民众尚不够民主，是无可讳言的。但欲练习民主，须从民主中练习民主。如习泅水，须从水里学泅水，不能在陆上学泅水。中国今后所需要，乃是保育式的民主政治。”他实在算不上是一个民主的激进派，也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却得不到当政者的宽容。

　　蒋介石对中国近代教育和知识分子有很坏的评价，1944年11月9日在日记中大骂：“一般大学教授皆为反动派所诱惑，而根本上中国教育竟为个人主义者所把持，民族道德与爱国观念几乎丧失殆尽。”近代中国微弱的知识分子队伍在这位口口声声“革命”的统治者眼中竟是如此地位，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朱宗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