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红卫兵评理就是了”

　　1966年6月，陈伟华刚刚高中毕业。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遭到康生攻击“思想长期与主席对立”。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位降至第11位，即最后一位。

　　到了1966年底，社会上出现了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和小报。“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幸好此前父亲已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住到了万寿路的一处地方。”

　　“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

　　陈伟华只是泛泛地回答了一些提问。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陈云的大标语。“我气愤极了，冲着他们大声说：‘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至今仍能记起的回击造反派的唯一一句话。”

　　这次抄家后，陈伟华被接到了父亲万寿路住处。“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陈伟华清楚的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让女儿“归队”当教师

　　陈云在北京受冲击的同时，夫人于若木独自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我和上初二的弟弟留在了北京”。

　　然而，陈伟华并没有继续留在北京城区。

　　1966年，陈伟华高中毕业。1968年，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在那里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当教师本是我从小的愿望，但没想到的是，这一切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生的。”

　　陈伟华被分配到了辛营公社。在这个长城脚下的公社呆了一段时间后，冬天来了。陈伟华找了个周末回到了家。

　　21岁的陈伟华第一次远离家人，在怀柔人生地不熟，常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父亲表情严肃、语气严厉，“让我立即回去”。此时，想家的陈伟华有着一肚子的委屈，孤独的山村生活，冒雨赶回家……，面对父亲不容置疑的目光，她流泪了。

　　父亲对陈伟华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

　　“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也是因为有了父亲这一次的教诲，“后来有一次回家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学校”。

　　陈云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也让陈伟华有了铭记一生的一次对话。

　　陈伟华无意中对父亲说起：“乡下条件很差，老乡也不讲卫生，连手纸都不用。”

　　父亲听了以后，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女儿算细账： 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

　　父亲还告诉陈伟华，在乡村不要穿皮鞋，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以后，他知道我存下了一点钱，常常打趣地问我：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后来，父亲得知陈伟华每次回到城里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时，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1978年，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l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工作。

　　也是在1978年，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20世纪80年代，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整个教育系统师资力量匮乏。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陈云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陈云对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

　　“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 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

　　陈伟华告诉父亲，“我愿意回去当老师。”父亲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1985年，陈伟华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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