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晚,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请来了4位特殊的主讲嘉宾:余华、苏童、刘醒龙、毕飞宇。4位当下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吸引了大批学生,讲座7点半开场,但下午5点时,能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已经座无虚席。4人登场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面对此情景,被主持人、暨南大学教授洪治纲称为非常英俊的作家毕飞宇也开玩笑地说:“我走上讲台,看到如此场景,我的脚一下就软了,都说文学怎么了,但愿这不是虚假的繁荣。”

　　围绕主题“对话文学与人生”,4位作家向学生们讲述了他们走上文学生涯的前因后果。

　　余华:不喜欢牙医这个工作

　　1998年,我和莫言、王朔还有苏童到意大利去参加一个题为“为何写作”的会议,当时有个西方记者问我:“你为什么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从事贫穷的写作呢?”我做了几年牙医,每天对着不健康的嘴巴,不喜欢这个工作,而且那时候牙医并不挣钱。写作能让人生变得完整起来,每个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都有很多的情感、欲望在现实中不能表达,可以在虚构的世界中去表达,写作让我内心变得健康。

　　苏童:写诗曾被很多人嘲笑

　　我的写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那时我正读大学,特别迷恋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也读巴尔扎克的小说。1983年我在《星星》上发表诗作,但被很多人嘲笑,后来就想小说比较难写,应该不会被嘲笑了吧,就把精力放在小说上。我的处女作被我销赃了。1988年的时候,我的书第一次出版,印了3000册,书的封面巨难看,我拿了200多册回家,书柜里一下子全堆满了我自己的书。

　　刘醒龙:最大的梦想是当兵

　　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当兵,当时看了很多前苏联的军事文学作品,作品里的中尉不仅英勇智慧,而且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后来写作挺偶然的,在工厂工作了几年,下班之后,年青人一起聚在宿舍里吹拉弹唱,日子无忧无虑,业余时间没什么事,我就写点东西,我的小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在《安徽文学》上发表。

　　毕飞宇:文学改变我的生活

　　文学改变了我的生活,包括我身上的裤子、衬衣,通过稿费,可以改善生活,得到社会的认可,正如今晚我们坐在这里,被这黄色的鲜花围抱。

　　文学也改变了我的性格。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阅读,尤其是爱情小说,晚上就写作,写完后,心里就空荡荡的了。我以前脾气特别暴躁,写作改变了我的气质和性格,你们看我现在的气质多好。

　　让我痛恨的是,写作使得我放弃了自身的生活。我在写《玉米》的时候,我的孩子刚会走路,常在家里跑来跑去。有一回,我从书房出来,看见孩子的爷爷摸着小孩的头,指了指书房,示意小孩要安静。他们尊重我的工作,但因为我的工作,剥夺了小孩的天真活泼,这种感觉实在是糟!(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莫杨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