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之滨的朗润园，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每天安静地读书、写作、散步，他们已经这样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

　　他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家、《儒藏》总编纂，一个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他们年轻时共历风雨比翼双飞，年老时文集被双双列入“大家文丛”。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在“知天命”之年迎来学术生涯的春天，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而她本是鲁迅和茅盾研究专家，却毅然“中年变法”，另起炉灶，创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从祖父汤霖那里传下的这颇显儒家气概的家风，深深影响了父亲汤用彤一生，也同样影响着汤一介的立身行事。是的，中国哲学，不仅是学问，也是一种人生的践履，这既是一种功夫，也是一种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四壁是顶天立地的厚木书架，空气中飘散着若有若无的中药香味，步入汤一介先生的家，即刻便有一种心宁神静的感觉。

　　先生家有两间书房，虽然不是很大，却都四壁环书，晴日里洒满了阳光，他俩常常各据一间。那日我与汤先生在他的书房采访，而腿部不适的乐黛云正在另一间做理疗，每当电话铃响过，不久便能听到隔壁传来乐先生愉快的笑声。

　　跟乐先生的神采飞扬恰好构成对比，汤先生谦和平静，儒雅从容，我们的谈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间，从国学的使命到文化的复兴，从《儒藏》的编纂到对学术传统的回顾……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会沉思片刻，然后细说从头。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

　　钱穆先生在回忆好友汤用彤时，曾写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段话也正是汤一介自幼成长环境的一个写照。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奉长慈幼，家庭雍睦”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父亲汤用彤虽然是会通中西的哲学家，却从来不把读书之事强加于子女，“我父亲从来不强迫我读什么书，只适当地指点，看我读《三国演义》，他会建议我还要读《三国志》。”汤一介回忆说，父亲对他的身教多过言传。

　　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汤一介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北大读书，充满了浪漫和幻想。

　　那时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非常寒冷，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

　　然而，进入50年代后，他的这种梦想逐渐消失。从1950年代起，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国哲学界横行霸道，青年一代既无条件又无可能向哲学家目标迈进。汤一介抛掉了哲学家的梦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学工作者”。“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是前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汤一介说，“这样的思想紧紧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汤一介说，“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文革”后迎来学术生涯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春天。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能容纳200人左右的教室里，经常座位紧张，连换三次教室，最后没有办法，学校不得不发“听课证”以解决学生抢座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那时教条主义的课程受冷淡，而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很愿意听的。”汤一介回忆道。

　　他当年的学生、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景海峰，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课堂笔记：“老师得戴着麦克风讲课，有时麦克风坏了，几百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似乎竖起耳朵听课。”

　　讲台下的景海峰“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而讲台上的汤一介，正怀着冲破多年学术教条的决心，就像多年后他自己说的：“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在讲过两轮课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写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他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观念上进行了一系列“突围”。

　　接着，他又将《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胆提出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均是在此前的道教研究中很少讨论到的。

　　在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的时候，汤一介首先想到要找寻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一直伴随他日后的哲学研究之路。

　　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

　　季羡林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种新思潮萌动。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分外地开放与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蔚为大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当时我比较主张‘兼容并包’，谁都可以讲，我们都欢迎，有很传统的梁漱溟先生，也有冯友兰先生，还有年轻一代的李泽厚，更有激进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尊信。梁漱溟被批判以后很多年没有公开演讲，他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在我们文化书院做的，我们还留了一个录像，那是很不容易的。”汤一介先生回忆说。

　　正如祖父汤霖传下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一名学者，汤一介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要让《儒藏》成为最权威范本

　　汤先生家的书架上，在最醒目的三个格子里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汤先生起身从中抽出一本来，翻开来，指给我看：“这是原文，这是校勘记，哪些地方有问题我们都注解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收集儒家典籍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要编纂“儒藏”，却都未能实现。由于并非出身古籍整理专业，汤一介曾形容自己做《儒藏》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汤先生说，佛藏一共有20几种不同的版本，而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用的本子是日本的《大正藏》，为什么？因为它是排印本，有句读，还有校勘记。“所以我做《儒藏》就是做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规范的本子出来。”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先生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性工程。

　　“我希望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沉潜、内敛的学者，汤先生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学术双璧

　　世界汉学大会上，在掌声里结束演讲的汤先生，缓缓从讲台走下来，在一拥而上的媒体包围里，他一边应对递过来的名片一边挪步向观众席，寻找老伴乐黛云，而此刻乐黛云也正被另一群人环绕，她爽朗地笑着起身，拄着根拐杖，跟在汤一介身后，这时两群人合拢成一圈，继续围在他们身边，直至最后目送两位坐进车里离去。

　　寒风中，乐黛云帮汤一介穿好大衣，戴好围巾。坐进车前，他们一并向搀扶他们的学生连连道谢，乐先生温蔼的笑声，像一缕明媚的阳光穿过那日灰沉厚重的云层。

　　1949年，他们在北大相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常在一起工作，一起聊天，渐渐的，他们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自此，他们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也亲身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至今，有一个多年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寻常不过，而在外人看来，却是极尽浪漫而奢侈的事——每天午后，他们会一边绕未名湖散步、晒太阳，一边讨论问题。“每天都会有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讨论问题，最近在讨论我研究的普世价值问题，还讨论她在写的一篇文章，我建议写得再积极一点，她后来接受我的观点。”汤先生笑着说。

　　当文学遇到哲学，会有冲突吗？乐先生解答了我的疑问：“他最不满意我的是，觉得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够严谨，但是我的思想比较活跃，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很快写出来。他常提醒我要好好地推敲，他写文章都是要改好几遍的。但是我的文章都要经他看一遍，他会抓出我很多毛病，哪个地方不确，哪个提法不妥，对我很有裨益。”

　　现在，汤先生除了忙《儒藏》、写文章，还在整理自己即将出版的10册文集，而乐先生不仅要带博士生、忙她主编的几套丛书，也在整理出版自己的英文文集。他们一个82岁，一个78岁，却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而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汤先生曾写道：“曾多次设计着改变忙乱的生活。”我问乐先生，现在状态如何？“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乐先生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

　　伉俪情笃

　　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这一张一弛的“儒道互补”，让他们平安度过岁月中的无数坎坷。

　　因筹办一本“同仁刊物”，乐黛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划成“右派”时，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细心的汤一介把校刊全藏了起来，直到她坐满月子的第一天，学校让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较受苦。”

　　在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乐黛云记得，很冷的冬夜，汤一介常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写检查，她便坐在哲学系楼门口的台阶上等他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会把他带到哪去，那时常有这种事，审一审不知怎样就关起来，关在不知哪个小屋里。”

　　他们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时，两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离开，乐黛云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

　　乐黛云在乡下“劳动改造”时，汤一介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这“同志”二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忆及此，乐黛云动情地说：“这是支撑我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可惜的是，见证了他们信任与爱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担心抄家，被埋在槐树街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后来却找不到了。

　　现在，他们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上午，他们工作或者读书，然后一起散步；午后，会睡一个午觉；下午，还可以有三四个小时工作，或是接待各种各样的人。

　　汤先生喜欢古典音乐，尤好舒伯特、莫扎特。乐先生说：“贝多芬对他来说太重了，现代的新一点的流派马勒什么的，有时我还能欣赏一下，她就不愿意听。”他们也会为看电视而“吵架”。“他不喜欢我看的那些电视剧，说太无聊了，昨天我看《金大班》，他说真难看就走了。最近的《密战》我觉得太简单太幼稚了，他竟看上瘾了。”不过，也会有让他们能一起看到底的，譬如《潜伏》，惊险、有情节，他们都爱看。

　　“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不一定两个人非得性格那么相同才能够好，有时不一样倒是可以互补一下。”乐先生笑着说。

　　本报记者 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