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会

　　本报记者对话“文坛四家”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

　　文/本报记者 黄咏梅 通讯员 赵利平

　　本月4日晚，中国当代四位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应邀与暨南大学学生展开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对话。现场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媒体报道，文坛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问，被暨大学子批“没礼貌”。昨晚，四作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应了这一批评，并畅谈眼下文坛热点，一致认为当下“文学进入一个好时代”。

　　回应“避谈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羊城晚报：有媒体提及关于避谈“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风度的，怎么看这种说法？

　　毕飞宇：关于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从报纸和网络获得的信息。但是我没看过他们的作品，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会谈的。

　　苏童：我确实不看他们的作品，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我都知道这些拥有众多粉丝的“80后”作家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作品确实卖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对他们完全不了解。避谈是对他们唯一的尊重。

　　刘醒龙：正如他们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样，我们也不会看他们的。我认为“80后”现在的姿态是在撒娇，在对整个社会撒娇。

　　余华：其实回想过去，我们也不跟老一辈的作家进行交流。我认为郭敬明有一个优点，其实一直有很多很难听的话包围着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以难听的话回击别人。在这样一个以攻击别人为乐的时代里，这一点还是值得人尊重的。

　　羊城晚报：这些“80后”作家现在也都快三十岁了，回顾一下处于他们那个年龄，你们在文学上的成绩如何？

　　余华：我二十多岁写了《在细雨中呼唤》(余华的成名作。记者注)。

　　苏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苏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记者注)。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此榜深具中国特色

　　余华：我认为这个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作家的收入，更没有人去做这样的榜，读者更关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写得好不好。关于这个所谓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关心的———因为苏童当年居然排第三。

　　苏童：我对这个排行榜一点都不信任，因为我自己就曾经被做假过。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余华：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农民、工人也可以搞个富豪榜了。

　　剖白写作动因

　　习惯而已，除写作干不了别的

　　羊城晚报：作家要靠写作赚钱，主要渠道大概只有两种：卖影视版权和发行销售。在刊物上发表的稿费其实是挺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毕飞宇：我已经习惯这种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写作，我就会感到十分空虚，觉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须要以写作的方式来充实、复原我的生活，

　　苏童：除了热爱写作之外，其实有一个职业我很喜欢的———我想当个调酒师，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了，只好写作。

　　余华：我热爱这份工作。当然我也还有别的喜欢的职业，我想去NBA当教练，能在现场看球赛，还能在赛场上走来走去———但是，这能实现吗？我知道这是很痴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还是继续写小说吧。

　　羊城晚报：我了解到，余华和苏童的作品在国外获得了不少奖，但是在国内却很少拿奖，有什么感受？

　　余华：我和苏童都是著名的“不获奖作家”。对于我来说，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现在能发表、能出版，已经很满足了。

　　探究“最好时刻”

　　所谓“最好”，禁锢少写作自由些

　　羊城晚报：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刻”，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议，认同这句话吗？

　　余华：我觉得王蒙这话没错。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因为我感到现在的文学环境在逐步变得宽松起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谓“最好的时代”，我想，应

　　该就是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的时代。我在1987年、1988年发了很多小说，并不是我在这两年写得特别多，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以前写了发不出来的。这些小说发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为小说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内容主题与当时的政治风不一致，这真让我当时感到文学创作道路上暗无天日。但是自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禁锢都没有了，中国文学的好阶段也到来了。

　　苏童：王蒙过去因为写《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这样的遭遇，他感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我确实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最好”主要是指文学的环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当下出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品。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下判断的，要留待后人评说。很多经典的伟大作品，都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重新认识。反过来，当下好的作品，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值一提了。比如说，在一百年前，法国文坛被公认的最伟大的文学英雄是夏多布里昂，但是现在谁也不这么认为了。时间是检验作品的重要因素。

　　刘醒龙：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

　　作协成立之初，是考虑到作家写作太忙，而由政府请几个“管家”帮忙打理与写作有关的日常生活，谁知几经异化，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就连小小的科长处长，其地位都在有成就的作家之上。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比如我们湖北作协前年换届，一个还没有加入作协会员的人，他的作品谁也没读过，忽然某一天，一纸任命就要来当作协副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我当时坚决反对，但是最后选票得出的结果，居然还通过了。我认为任命这样的领导，必须要一步步进行，按照章程办事，这是对作家最起码的尊重。

　　回溯“文革记忆”

　　歉疚难平，自觉书写保持警惕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你们的作品里，很多都涉及到“文革”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

　　余华：“文革”是我们的童年经历。童年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尤其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毕飞宇：我写“文革”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行为。我刚开始写作时，并没想到要写这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常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对那段“文革”经历，时常保持一种警惕和恐惧。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不愿意这么不体面地生活。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们村里的方言是把爸爸称为“伯伯”，但我由于家庭原因，我是叫“爸爸”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爸爸的名字就叫“爸爸”。忽然有一天，在我家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有个名字被打了叉。有人跟我说，这是你爸爸的名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是从大字报上知道的。这种羞辱真是刻骨铭心。

　　刘醒龙：我们这一拨人，对于“文革”一直怀着忏悔的心情。虽然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没干什么坏事，但是，这些歉疚和负罪的情绪，是难以平复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自己的作品里记载下这些感受。

　　毕飞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文革”记忆的电影，虽然在美学上我认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却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电影里对于“文革”生活的诗化，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质疑“打工文学”

　　命名模糊，以作者身份界定么？

　　羊城晚报：广东近年来出现的“打工文学”很活跃，怎么看这种现象？

　　毕飞宇：我认为“打工文学”这样的界定很模糊。现在争议也很多。“打工文学”是指打工者写的文学的话，那么打工者要是不写打工生活的作品，也是“打工文学”吗？我去年的一长篇小说《推拿》，是写一群盲人按摩的生活，出版之后，就有人认为是“打工文学”。其实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只是想写我熟悉的一群人，跟打工一点都不相关。如果真要从作者身份来界定“打工文学”的话，我想，除了专职作家之外，有一份工作、进行业余创作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算是“打工文学”。

　　批判书籍推广

　　国内书评，我基本不会去相信

　　羊城晚报：现在国内对于书籍的推广，花样很多，比如说在每本书上套个“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话语来推销书，这些做法有效果吗？

　　余华：我从不相信“腰封”上的话。这些都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方法。我记得最逗的一个“腰封”是作家刘庆邦出的一本书，是写中国煤炭工人挖红煤的题材，就因为是红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写上了“中国的《红与黑》”，太荒谬了！

　　苏童：我们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种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荐书，实际上，我们的名字都多次被盗用了，有的书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余华：相比中国而言，西方对于书的推荐和评价，都相对公正。据我所知，德国、美国的出版社每年都有两次出版会。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蓝登书屋，开出版会的时候，从各类书的编辑到印刷到发行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把报上去的几百本书稿全都看完，然后进行讨论、投票、排名，最后，才能决定一本书出版发行的命运。

　　毕飞宇：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固定的读书版在读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国人是不逛书店的，他们就信任这个读书版，按照他们的推荐直接去买书。还有法国的影评人，更为严格，如果有某个人出于某种私心，推荐一些不好的影片，经过市场检验，连续两次出了大偏差，那他评论资格的就被取消了。国内的书评，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我基本不会去相信。我在国内选择阅读的书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传，靠朋友间的口碑。

　　羊城晚报：在市场冲击下，国内的小说出版也日益商业化，这对作家出书是否影响很大？

　　毕飞宇：据我了解，国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经纪人。我想，中国的图书市场要正常和规范起来，经纪人必然是会出现的。目前，时候还没到，因为图书经纪人面对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信任危机，那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刘醒龙：图书销售渠道也很混乱。出版社的书发给书店，卖不掉的书退回———有的书店要装修，它就会一下子把书全都退回出版社。这对作家出的书是很不负责任的。

　　人物档案

　　余华 著名作家。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浙江师大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

　　苏童 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碧奴》、《河岸》等。

　　毕飞宇 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

　　刘醒龙 著名作家。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凤凰琴》、《分享艰难》、《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等。

　　四家之言

　　●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苏童

　　●我和苏童都是著名的“不获奖作家”。对于我来说，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现在能发表、能出版，已经很满足了。 ———余华

　　●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

　　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在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胡说八道。 ———刘醒龙

　　●《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文革”记忆的电影，虽然在美学上我认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却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电影里对于“文革”生活的诗化，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毕飞宇

　　黄咏梅、赵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