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五年前，我在西昌发射基地当兵。那时，发射基地正处创建初期，急需科技人员，便选拔了部分战士送到“教导大队”突击培训。我阴差阳错，稀里糊涂，也被“选”进“教导大队”培训。大约记得是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在教室听老师讲数学课，正听得索然无味昏昏欲睡，突然进来一群领导，接着为首的一位领导指着身边一位中年男子介绍说，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钱学森！这次他到基地来视察发射场的情况，顺便来看望大家一下，大家欢迎！说罢领导带头鼓掌，我们立即响应，掌声好像比哪一次拍得都响。

　　钱先生从小在我的脑子里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现在突然一下子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简直不可思议，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时坐在第一排，不仅能近距离地目睹钱先生的尊容，甚至还能听到钱先生的呼吸。钱先生身着灰色中山装，身材并不高，更谈不上魁伟；但言谈举止，却显得十分文气，非常儒雅。钱先生随后给我们讲话，时间大约只有短短10分钟，大意是将来这儿要发射火箭卫星和飞船，很需要技术人才，希望我们好好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将来成为国家的人才，为国防建设做贡献。我至今还记得钱先生最后说的一句话:数学非常重要，它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定要学好数学！可惜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学理科的料，后来还是弃工投文，舞文弄墨，当了作家，辜负了钱先生的期望。

　　钱先生这次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两点，一是他的脑袋。但凡亲眼见过钱先生的人，恐怕都很难忘记钱先生的脑袋。钱先生的脑袋硕大，感觉中略呈方形；尤其是额头，非常宽阔，而且发亮。你很难说清他的脑袋具体是哪点与众不同，但给你的总体印象就是与众不同，仿佛藏有一座智慧的金山，又像装着一组成功的密码，整个脑袋似乎都长满了天才的花朵与知识的森林，甚至连每根头发丝都是一棵聪慧的大树；二是他的声音。钱先生说话时柔声细气，调子偏低，节奏很慢，平静而随和，大度而超然，颇像悬于江南水乡之上的一根琴弦，轻轻弹奏着一串串美妙的音符，甚至我还从中听到了一种女性的细腻与温柔——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觉对不对，但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第二次见到钱先生，是十年之后，即1987年。这一年我为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片撰稿，采访了钱先生。这次采访因是专为电视片所用，事先又设定好了题目，所以谈话时间不长，问题也不多，令我深感遗憾。十年过去了，钱先生不再仅是一位科学家，且还是一位身居要职的高官，其地位和年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我，也不再是当年的“新兵蛋子”，感觉与十年前自然也大不一样。这次钱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说话同样很轻，很柔；但感觉中非常谦虚，非常谨慎，每每忆及“两弹一星”的历史，他很少谈及自己，而总是说，这些成绩都是党和人民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至于我个人，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

　　二

　　我第三次“相遇”钱先生，是在电话里，时间是1995年。我写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出地球村》在《当代》发表后，引起一点反响。我第一次在书中写到钱先生，有些问题在观点上有我个人不同的看法。由于此稿发表前未请钱先生审阅，发表后我心里总是有些忐忑。忽然有一天，接到一位陌生中年男子的电话，说他是钱学森的秘书。我当即大吃一惊:坏了！肯定是钱先生有意见，找上门来了？后来钱先生的秘书说明来意，我才知道，原来钱先生在《当代》看到了我写的《走出地球村》，让秘书打电话问问作者，书在哪个出版社出版？啥时出版？钱先生的秘书还说，钱老看了文章后很高兴，说“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二十五年了，这段历史总算有人写出来了！是件好事，很有意义。钱老还让他复印了十多份，先送给一些老专家看看。听罢此言，我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对钱先生又多了一份理解。

　　我第四次“相遇”钱先生，是在书本上。2000年，我在解放军出版社任科技部主任，主编一套中国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一本便是钱先生的。其实我早有写《钱学森大传》的计划，并做过一些准备和采访。但后来没进行下去，原因有二:一是书稿要送审。我这人很怪，自从1990年我的第一部长篇《飞向太空港》被某部“审查”了一年多最终束之高阁后，只要提起“送审”二字，就会条件反射，反感头疼；二是钱先生经历曲折，历史复杂，所做之事，皆为国家大事，且许多事情，与国际机密紧密相关。要对钱先生客观立传，公正评价，很难，也不是时候——采访中不少专家对此都有同感。而最关键的是，当时我最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真相，根本无从知道。一个是钱先生在美国生活、工作了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在钱先生的人生中显然是很重要的二十年，也是最秘密的二十年。因其秘密，故而复杂。作为文学传记，当然不可或缺。问题是，钱先生当年在大洋彼岸的这二十年真实历史，有谁真正说得清啊？即便有机会请钱先生自己谈，钱先生愿意吗？即便钱先生愿意并谈了，记忆这东西就一定完全可靠吗？倘若我的采访不到位或者稍有疏忽，既是对钱先生的不公，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二是钱先生自1955年10月回国后，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直至2009年去世，本有许多重返美国的机会，为什么一直没有重返美国？据说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斯访华时曾经表示:钱先生在美国工作过二十年，对美国的科技进步特别是军事科技进步做出过很大贡献。美国当初是欠了钱先生的债的。钱先生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澳本海默的情况很相似，六十年代美国已授予澳本海默“国家勋章”，以当平反。现在美国愿邀请钱先生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果钱先生不去美国，美方也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先生“国家勋章”，以表彰其贡献！之后胡耀邦约见了钱先生，劝他接受这一邀请。按理说，这是美国以政府的面孔出面，要对钱先生纠错平反，对钱先生算是给足了面子。可钱先生就是执意不肯再踏上美国国土一步，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问题当年我非常看重，也很有兴趣，但当年的我根本不可能搞清。故此，为钱先生立传的事也就搁了下来。聊以自慰的是，正是在这次编辑出版钱先生的传记和查阅、求证有关钱先生史料的过程中，我对钱先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加深了对钱先生的认识。尤其是钱先生归国后前十年的历史，更是令我高山仰止，敬佩不已！

　　李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