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件明式家具捐上博

　　在京城，王世襄还有一绰号叫“柜人”，那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多，多年收藏的珍贵明式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了。于是王世襄将两个明代的柜子拼在一起，他和老伴有时晚上就睡在柜子里。

　　这些花费40年搜集的79件明式家具，王世襄仅以国际行市十分之一的象征性价格转让给一位香港朋友，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件拆散自留。”如今，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

　　曾有人问王世襄，散尽一生心血，有没有“舍不得”？他回答：“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因为我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好去处。”王世襄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顶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文物界掀起了一股“明式家具热”，起因就是王世襄撰写的《明清家具鉴赏》、《明清家具研究》这两本书，后者光是名词解释就有1000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有人说：王世襄为中国创造了上千亿元的价值，而且把一种不为人知的东西变成了一门学科，一种产业。

　　夫妻琴瑟相合60载

　　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是他在燕京大学时低几级的校友。袁荃猷喜爱书画古琴，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造诣极高。妻子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自称“琴奴”，如此琴瑟相合60载。

　　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知书达理的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是他躲风避雨的最好的港湾。王世襄刚开始收藏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甘苦少为人知。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这样的生活，占尽了王世襄的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袁荃猷理解并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她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时还经济拮据，但从未有过半点怨言，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分享从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王世襄后来所有著作中的线图和彩色绘图，如明清家具、鸽哨等，都是袁荃猷这位在古代音乐图像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亲手精心绘制而成，其细致、简洁、准确，令专业制图者也为之钦佩。而王世襄所藏“大圣遗音”等唐、宋、元、明代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他更将自己所有藏品均称为夫妻俩的“俪松居”收藏，足见王世襄对妻子的细腻与深情。

　　2003年秋天，和他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病故去，王世襄的精神大不如前了。他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诗中提到的“大树图”是有所指的。那是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有多才多艺的袁荃猷所刻的一帧“大树图”剪纸，将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癖玩之物，像果实般刻于粗壮的树干和圆形的树冠中。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学术成就的漆器，还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复生的传统工艺竹刻、葫芦器，还有绘画、鎏金铜佛像、蟋蟀、鸽子、鸽哨、鸟具、家常菜、两头牛、大鹰、獾狗。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看着妻子的照片，王世襄若有所思地回忆道：“我们是相濡以沫的爱人，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六十年来，我和她的生活、事业早已紧紧连在一起，融为一体。”同年，王世襄获得了世界著名文化奖项之一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根据妻子临终前的叮嘱，王世襄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悉数捐献给希望工程，并在福建武夷山市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编写：默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