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钻研“偏门”

　　然而，解放初期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却因其追寻国宝的“特殊经历”而招来祸殃，被列为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拘留审查。虽然后来被证明清白，但仍被开除公职。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已经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劳动，他在那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栽水稻……什么活都干过。这时的王世襄，除了鼻梁上那幅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上看，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

　　逆境并没有使王世襄消沉和绝望，他选择了“坚守自珍”。他说：“我要做的事，一定是对国家、对文化有价值的，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认识真正的我！”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偏门”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纸、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王世襄历经30多年终于编撰完成，于1983年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1978年，王世襄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一样，迎来了历史性转折。历尽沧桑的王世襄十分珍惜时间，每天都夜以继日埋头钻研，不断有力作问世。1985年9月，王世襄推出《明式家具珍赏》，后来又出版《明式家具研究》。其著作不仅量大，而且涵盖领域广泛，诸如《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中国画论研究》等等，因此成为业界公认的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

　　洒脱不羁的大玩家

　　与王世襄有着70年交情的罗哲文说：“王世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提笼架鸟、悠哉游哉的八旗子弟，而是把所玩之物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是王世襄和其他普通玩家的最大区别。”王世襄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玩物且研物，无论是市井大俗的“雕虫小技”，还是深宅殿堂的“古玩珍品”，他都能发现蕴藏其中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回声。

　　谈起诸多玩好，王世襄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熬鹰猎兔，驯狗捉獾，忝得‘玩家’之名。”

　　好友郁风这样形容王世襄：“他身穿黑布棉袄棉裤，头戴‘老头乐’帽子，腰间还系紧一条粗麻绳——那是为了怀里揣的装小虫儿的葫芦不会掉下来。”可见蝈蝈和蛐蛐是他怎般的珍爱。为了得到爱物，他餐风饮露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他与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无不精通。随“玩”而来的《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竹刻艺术》等40余部著作，均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画家黄苗子曾评价王世襄是“玩物成家”，书法家启功则评价他为“研物立志”，王世襄却谦虚地笑称：“这些书是一堆不如一堆。”

　　王世襄一生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从童年时就喜欢养鸽子，每日每夜惦记的都是它们，非常着迷。当年老师布置下来的英文周记，他一连数周篇篇言鸽。“当时老师很生气，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无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回忆起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王世襄流露出顽童般的笑意。

　　后来住进了公寓楼，无法养鸽子成了王世襄最大的憾事，于是他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书。几年下来，他携带相机踏遍了北京的鸽市，去外地开会时也不忘逛鸽市会鸽友，还翻阅了沉睡在故宮书画库中的宮廷画家绘制的鸽谱。经过多年积累，他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鸽送给他。

　　至于收藏家具，他也有不少故事。“文革”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一次，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王世襄看到一对杌凳。那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便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两天以后，路过东四的挂货铺时，王世襄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他辗转去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差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终于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事后他说：“搜集文化器物总有一个经历。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

　　最让王世襄得意的要数那张“天下第一紫檀案”，是明末清初宋国仲祠堂里的珍品。当时有人告诉他，宣武门卖旧货的那儿出了一张案子，没有人买。王世襄到那儿一看，这么大的紫檀案子，太难得了！他当即花80块钱买下来，兴奋得直呼：“捡了个大便宜！”

　　在圈内，王世襄还是有名的“烹调圣手”，倍受大美食家汪曾祺的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他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小时候，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我喜欢进厨房去看他们做菜。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还交了不少厨师朋友。”王世襄说。多年过去后，不少厨师都一直还认为王世襄是他们的同行，并不知道这个经常拿勺子笑哈哈的年轻人，真正的工作单位是故宫博物院。

　　王世襄有很多拿手菜，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一次老友聚餐，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王世襄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