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他又是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他还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他就是人称“京城第一大玩家”的95岁的著名学者王世襄。11月28日，这位终其一生“玩物”、“研物”的一代大家尽兴而去了。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痴迷、执著、豁达、洒脱、充满文化趣味的人生态度。

　　——编者

　　从小就是“玩主”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是福州望族，自清代起，王家高祖、祖父均入朝为官。其父王继曾1902年赴法国深造，1909年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后任职外交部条约司，曾出任驻外使馆公使和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出身大家闺秀，留英5年，善画鱼藻，有《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优裕的生活条件、中西兼备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从小对王世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学至高中，王世襄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美国教会学校，能讲一口流利英语。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作为一个世家子弟，王世襄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活得无忧无虑，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杂七杂八的传统玩意儿，他都玩得有板有眼。只是由于父命难违，他才不得已开始了并不喜欢的医预科学习。

　　刚进大学时，王世襄尚未收心，仍然沉醉于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各类玩家雅聚。他常有惊人之举，比如臂上架着大鹰上学、怀中揣着蝈蝈在课堂鸣叫。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教授们称之精力旺盛，是“不务正业”的“未知数”。

　　王世襄晚年在《北京鸽哨》一书自序中曾经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擘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王世襄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39年春，一直疼他、爱他的慈母去世了，这对王世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后来回忆说：“母亲的去世，使我醒悟，觉得自己愧对父母的关爱和期望，于是，我开始认真念书。”王世襄选择了自幼受母亲熏陶而颇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绘画这一研究领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定了一个十分难写的题目《中国画论研究》，前后历时五载，于1943年夏天，才最终完成这部洋洋洒洒共约70万言的立志成才之作，并获得硕士学位。

　　《中国画论研究》完成后，王世襄的父亲对他说：“你已经到了自谋生活的年龄。北平沦陷，自然不能再呆下去。”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到西南大后方去，从那里开始自己的事业。

　　战乱中追寻国宝

　　1943年，王世襄穿过日军封锁线，绕道河南、陕西、四川，辗转来到重庆，这期间，他与马衡、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朱启钤、罗哲文等社会名流相识共事。在宜宾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王世襄开始从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两方面来研究古代建筑。后来王世襄对明式家具和中国漆器长达半个世纪的搜集与研究，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1945年8月，日军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明察暗访。最后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之后，王世襄又在天津接收了末代皇帝溥仪存在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共20匣，价值连城。

　　1946年底，王世襄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东渡日本追索被掠国宝。一到东京，王世襄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这批善本书，大多是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藏书世家的旧藏珍籍，在准备运至香港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途中被日本海军掠去。

　　追偿工作并不顺利。根据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与规定，要求必须确实能“证明”是抗战期间被日寇掠夺和盗窃的文物方能偿还；对掠夺的文物要开列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掠夺；如被日军掠夺，则要说出番号……在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如此苛刻的条款，事实上是为追查偿还中国文物设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王世襄十分气愤，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提出追寻中国文物的要求。但是，无数次努力均告失败。一再碰壁后，王世襄决定亲自到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调查文物的机构去了解中国文物的线索，从调查文物的下落入手，再提出偿还的要求。

　　1947年2月，王世襄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由郑振铎派员到码头交接，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