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远只会说：“欢迎！”

　　这些年，在舅舅家，除了偶尔碰上拄拐的苗子和郁风、嬉笑的黄宗江、认真的袁鹰等前辈之外，我还引荐了许多年轻的中外朋友给舅舅。久而久之，只要谁想去认一认老先生，就找我。我妈那边有时也遥控我，叫我带这个去，陪那个见。大家都爱戴我舅舅，无可厚非，只要老人家乐意。其中当然不乏有想沾点名人光的，也没什么，总比崇拜糟糕之人强。

　　每当我带他们过去，介绍完毕，我便坐远，候在一旁，那时我只是一个听者。

　　邵绡红去见舅舅那天，备了好多大白馒头。她一直致力写她父亲邵洵美，自然会聊这个话题。舅舅非说解放后他见过邵洵美和项美丽，绡红说不可能，因为她在上世纪40年代后再没回过上海。一个下午把我带入那个久远凄美的故事里。

　　《中国档案》的记者刘守华是第一次见老人。她一边听我舅舅说话，一边不停在小本子上记。舅舅完全不忌讳她是陌生人，和她说了很多老朋友的近况，谁摔了，谁住院了，甚至说最近又有一个老朋友走了，叫戴爱莲，我认识她很早，那时候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人民日报》的年轻记者们一来，就毫不怯生地围拢在舅舅身旁，有的和老人聊天，有的举着高级专业相机噼里啪啦拍着。舅舅说你们可以到院子花园去看看。每到这时，我就领路前行，俨然一副主人姿态。我们从铁梯登上，四周一片四合院灰色瓦顶，远眺红灰相间的钟鼓楼，我说一到黄昏，邻家的鸽子飞回，先在你头顶上盘旋一阵再回窝。

　　请舅舅签名的不计其数。巴金的侄孙李斧几次淘来一大堆舅舅的旧著让老人签名，还要盖章。我总是哄他说，咱们今天就当做功课，练练手劲。舅舅笑眯眯一点不烦一一签完。

　　来客里还有帮助舅舅编书的，以前是雷音，有一阵李晶常去。后来的三年里，海归的范玮丽走进了这幢房子。她起先要写杨戴之恋，深入接触和交谈，她完全被老人的人格魅力折服了，以至于成了慰藉舅舅最末岁月的陪伴。送别式上英格兰民歌《Danny Boy》，是她献给老人的。

　　这些年里，舅舅还签了几本书合同，我没参与《漏船载酒忆当年》和再版的《银翘集》、《译余偶拾》，译林出版社的五种双语文库是我带编辑去的。还有今春，他亲自写下“去日苦多”四个字。这是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却没能写点自序，让我们有点遗憾。不过这很像满不在乎的舅舅风格。

　　多少书出版了，他很快也送光了。他从不自恋自己的作品，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每次来人，舅舅都会主动指指客厅外的那边：“你们要不要看我的房间，书柜里有你们喜欢的，还有石头，都可以拿。”这好像是他安排的又一个节目。大家被他催促着拘谨胆怯地走过去，小薛十分善解老人家意思，会立刻去打开柜门，让你随便挑。我自己往往会想到这些书来之不易，多么宝贵，越来越少，自然不大敢多拿。往往我象征性地选了几本回到他的身边，他就会问，这么少?假如你多拿了，他会很高兴地说声谢谢。

　　如果统计，舅舅“大撒把”的东西不计其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赠送的文学荣誉博士服、杨宪益铜雕、贵州师范大学颁发的证书、大批珍贵古董藏书、自己译著和诗文集……甚至是出版书的稿费，有没有，他都无所谓。

　　五彩斑斓的石头是舅舅钟爱的亲自跑远路淘来的，如今已所剩无几了。

　　我知道舅舅并不富裕，一辈子翻译，只拿工资，没有什么稿费，他却慷慨地支援他的晚辈，只要他抽屉里有，只要他认为谁有困难。我大姐开饭馆一次失火，舅舅知道了，马上解囊相助一千美元。我头一次去巴黎，也是舅舅非要塞给我八千港币。去年他过生日，我特地买来全套《红楼梦》送去，结果他不但把书反送给我，还要附上书费。

　　一天有个外国女子来访，谈天中赞美了舅舅手上的戒指。舅舅听了，立刻脱下那只戒指，送给了对方。

　　舅舅淡泊名利的地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无法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