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我的导师

　　近十年，自己常发表东西，出了几本书，和舅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多起来。这让我感到在舅舅的眼里，我已从一个孩子升等到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谈文学的阶段了。

　　因而，我会经常被他督促和询问，比如你下一本书是什么啊，你应该给你爸爸写本传。

　　特别是每逢出国归来，在我又给他看我带回的笔记和速写时，他就会肯定地说，这些可以出本书，完全可以出本书。我看来很难的事被他一点拨，仿佛已看到未来的曙光。我常常感叹，舅舅你太天才了，怎能理解我们笨的人做成事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难以忘怀的是，舅舅几次亲自帮我校对书稿。《拾回的欧洲画页》原文有30万字，厚厚一摞打印纸，压在他瘦瘦的膝上，他低着头要一口气看完。我守在一旁直紧张，怕他太累了，看完一节就打断他就劝他歇会儿，他总是说不累，没关系。

　　舅舅视力好得惊人。我曾给他配了副眼镜，他也不用。他一目十行，能很快挑出文章里的毛病，特别是英文的拼写错误。

　　书正式出版后我去看他。那天亲友不少，大家正聊着天，舅舅突然当着好多人的面问我：“小采，你以后是当画家呢，还是当作家？画嘛，像黄永玉能卖好多钱。”

　　我知道他又幽默起来了。但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张口结舌，脸一下子红了。

　　接着他为我未来的生计分析，让我又好笑又激动。

　　校对《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时，舅舅给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会看懂过去的事情，可以在每一历史时期故事的前面，加上年号和说明，这让我豁然开朗。我照此办理了，果然让广大读者一目了然。2006年，当他听说我这本书在三联书店签名售书两次了，便马上表态：“要是我能走路，我也去。”我听了真是感动极了。

　　丁聪伯伯去世后，我很快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丁聪好大胆》一文，他既高兴又非常惊奇，他说这么快啊！我知道即使老朋友走了，他也希望他们被宣传，不会寂寞。

　　郁风阿姨去世前一天，舅舅还和我叨叨过她病重的消息，他表面平静，心里很惦记。他为郁风起外号叫“郁三刀”。他们都是对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老人。我后来写了长长的悼文，他也看了。

　　今年8月，我去看他，当谈起自己这代人被耽误了的话题，我感叹地说，舅舅，我们比不了你们，外语、学问，都差得太远。

　　他静静地听着，然后显然是安慰我：“你已经很好了。”我一下子愣住，又要脸红了。这句话由舅舅嘴里说出来，现在还令我惶恐。

　　十年来，舅舅不仅给了我父辈的爱，还给了我导师般的恩情，恩重如山！

　　我总在想：爸爸走了，还有舅舅，舅舅走了，我还有谁？

　　那是一种和失去父亲一样的痛……

　　朴素的叙述方式来自坦荡做人

　　除了可以直接受到老人家的帮助，在舅舅和文学前辈那里，我才知道什么是朴素的语言。朴素才是最高的语言境界。还是舅舅住在友谊宾馆那会儿，一天我去看他。他应邀刚写完纪念钱钟书的文章。他递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舅舅的手稿。短短几页，我惊讶他写得这样直白，一点虚词儿也没有，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夸张不吹捧。但看得出来，他十分敬重和怀念这位当年的英伦同学、后来的老朋友。

　　我早就了解舅舅写东西，总是一遍完成，他从来不修改，不像我们许多人要斟字酌句地推敲半天。他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便是只用很短时间一挥而就的。这本书充满他的杨氏独有的风格，洋洋洒洒，一气读下去，一点不累，片断里还会不时被主人公的各种奇怪的遭遇弄得忍俊不禁。读完，却会在内心升起敬佩怀念之意。

　　舅舅平时说话也同样简短而朴素，拒绝和接受都非常明确，又风趣又幽默，甚至小小的讽刺含在其中。有时候，你没有一定文化，不细细体味，还听不出来呢。

　　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说一种话，真话。不趋炎附势，不说阿谀奉承的话，难怪他这一生遭遇种种不测依然坦坦荡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