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近日推出长篇力作《蛙》，这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作家如何处理这个比较敏感的题材，确实值得关注。作者为何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如何用小说的方式来表现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记者日前对莫言进行了专访。

　　记者：计划生育乃是国策，写这样一个题材，必然会涉及到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去解读计划生育政策的？

　　莫言：计划生育确实是大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对于作家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主义题材，作者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主要是要借这个素材，塑造人物，剖析人物灵魂。要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要写人物内心深处的冲突。

　　记者：创作计划生育这样一个题材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题材，也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作家去触及的一个题材，您是如何下决心去面对这样一个题材的？

　　莫言：作家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作家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蛙》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原型"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她五十年的从业生涯中有很多传奇经历，这些传奇的经历引发了我的思考和兴趣，有了用文学去表现这个人物的想法。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不应该绕着走。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作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

　　记者：你在2002年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后来却放下了，又去创作《生死疲劳》，主要是什么原因？

　　莫言：小时候听"姑姑"讲故事，讲人生经历，讲外面的一些新鲜事物，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那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后，"姑姑"所讲的故事和经历就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成为我创作的一个艺术形象，过去我的有些作品涉及到了"姑姑",但都没展开写。2002年夏天，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但写了十几万字之后，由于对小说的结构不太满意，所以就放下了，开始写《生死疲劳》。2007年，我另起炉灶，运用一种新的结构，把这小说写完。在小说结构和写作手段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相比《生死疲劳》的繁杂，《蛙》的语言很平实很简朴。

　　记者：用书信体这种创作形式，在故事叙述上会不会受到一些制约？这种创作手法会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

　　莫言：书信体非常方便，既可以自如地叙述事件和人物，也可以回顾过去，同时也可以去展示亲身经历。在人物的转换上比第一人称还自由，还宽泛。小说后面的话剧与前面有联系，有呼应。"我"与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通信，讲述"姑姑"的故事，并商讨如何将"姑姑"的故事写成话剧。最后由小说文本跳到戏剧文本。舞台上出现了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青蛙，是超现实的情节，当然话剧里也有对当今生育现状的展示和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抨击和讽刺。

　　记者：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再到《檀香刑》、《生死疲劳》，如今又创作出《蛙》这样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你的创作理念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莫言：数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敢于批判和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当然，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说不是批判文章。小说要有警世的作用，不应成为纯粹娱乐的东西。我一直痴迷于对小说形式的探索。我在创作《檀香刑》、《生死疲劳》时一直在写作形式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力戒重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为了避免重复，我才另起炉灶，毁掉了原来写好的十几万字。

　　《蛙》这部作品创作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注重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关注下层百姓的生活。语言运用平实，不会像过去的作品那样剑拔弩张，更加注重内涵，更加含蓄，对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理解和宽容。

　　记者：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小说，《蛙》这部作品触及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相信这部作品会体现出不同寻常的价值。

　　莫言：《蛙》这部作品注重了对人的灵魂的剖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这也许就是《蛙》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杨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