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讣告上的头衔很长：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实际上，相对这些一本正经的语词，“京城第一玩家”可能是更贴切的称谓，而如果嫌这个称谓还不够全面，不妨再加上“吃主儿”几个字———对此，天堂里的王先生应该不会有太大异议。

　　王先生爱玩，少年时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弄鸽子，耍大鹰、捉兔、逮獾；成年后玩书画、雕塑、金石、建筑、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等等。他由“玩”而成“学”，最后成为一代大家、国宝级人物。实际上，晚清到民国，京城里前朝风流、新兴权贵，如王先生这般爱玩之人，不在少数。不过最后能玩出王先生这般成就，如黄苗子先生所言“玩物成家”者，却并不算多。究其原因，除了王先生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与“贵族”身份，恐怕更要归结到他的勤奋，还有他所受的现代学术训练，甚至一些更为复杂的东西：估计不少人都看过王先生早年的那张照片，京城少年，身着猎装，手擎苍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误读，这张照片里，王先生眉宇之间实在是有股读书人不多见的“彪悍”气质，甚至，还有些“顽劣”。

　　就在王先生逝世前不久，他的朋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也告别了这个世界。潘采夫在纪念杨宪益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少今天的文化人对这样一位经历传奇、坎坷、悲惨到极致的文化老人，竟然不知不闻？我觉得，不妨接着潘采夫的思路问下去，对于名声显赫的王世襄先生，我们又真正了解多少？

　　王世襄先生在传媒与大众里走红，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近年来的收藏热、传统文化热，更是将王先生的声望推向又一个高峰。但是这些扑面而来的“盛誉”，却有意无意掩盖了王先生与大时代之间的某种真实关系：因为曾为国民党政府讨回抗战时期被劫掠的大量文物，王先生被关押十几个月，释放后回到家中，被告知开除公职，需自谋生路。而在他下放改造时，被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雅集之地“芳嘉园”，一下子拥进八户人家，私家小院顿成大杂院。改革开放以后，王先生用十年时间跑房管所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让小院里的住户减少到三家，但最后还是因为不堪其他住户敲铁皮噪音之苦，被迫搬离。今天，芳嘉园已经先于它的主人，在这个城市中消失，仅供后人遐想。

　　所以，今天谈论王世襄先生，除了他的超然、洒脱，他的玩与吃、收藏与家世，不妨也记住王先生的“彪悍”，记住他是一个有强悍生命力、经历过时代波折的中国文化人，记住王先生的自述：“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

　　据说，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而培养“贵族”也成了今天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但这些美好的蓝图，却无法掩饰今天日益粗糙的生活。想想王先生“爱玩”背后满溢的生活热情，再看看今天所谓“贵族”建立在奢侈消费上的炫富，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尘世面容，实在是有些过于苍白和黯淡了。

　　□谢勇(广州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