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反映高房价时代白领生活的电视剧《蜗居》，正在各地热播，《蜗居》以“房奴”和“反腐”为切入点，讲述一对夫妇为在上海买房子而经历的艰辛故事。剧中女主角海萍似乎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想说的话：“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来：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腾讯网发起的一项网友投票吸引了36万名网友，结果显示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中国青年报》11月19日)

　　不少观众在网上留言称：贫贱夫妻百事哀，房子问题不仅是单纯的住处问题，它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家，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地位，巨大的压力和无处不在的诱惑，在房子问题上格外突出。《蜗居》的故事，有极大代表性，也是社会问题中，不可回避的最重要话题。八成公众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是一个怎样的价值判断，又呈现了何样的民生图景呢？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写字楼里拥有1平方米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众多让个体触景生情的桥段、台词，使个体心有灵犀——在理想与现实、情爱与家庭中的无奈、困惑，甚至是赤裸裸的生存现状。

　　事实上，就笔者的观察，对《蜗居》的关注，并非仅仅停留在电视剧艺术性的角度上，相反，更多时候是放在社会视野下。在“幸福与房子有关”的视野中，“蜗居”成了一个社会学命题。从这点上说，笔者以为，作家肖复兴的见解值得关注：《蜗居》不是承载问题的一个筐，而是刺向当下社会和我们内心的一枚刺。这是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因为它拥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敏感，更因为它拥有不回避现实生活的良知。笔者的认识是，《蜗居》是对民众心声的表达，是对民意的集中展现。而肖复兴之所以把《蜗居》称作指向现实的一根刺，无非是表明了公众在住房问题的困顿和无力感。而电视剧《蜗居》对这点的展现恰恰印证了公众的现实，二者的对接结果就是互动促成了《蜗居》的“火”。

　　房子是家的港湾，是一个人乃至一家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传统的国人观念里，没有房子何能称其为家？因此，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成为每一个家庭奋斗的目标，也成为家庭幸福的重要指标。但是《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显示，我国一些大城市存在一个软肋——在宜居指标方面得分都较低——人均GDP比较高的地区，居民的生活成本通常也会比较高，这可能会抵消高收入的影响，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房价。在京沪，人均收入虽然比其他地区高几倍，但其房价却比其它地区可能高十几倍，如果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则生活满意度就会下降。因此，在考虑生活成本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均GDP就有可能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相背离。正是在这点上，《蜗居》背后的社会命题得到了展现。

　　当房子拴着一家人下半辈子幸福的时候，当房贷像山岳一样压迫在一个人头上，让人失去生活的乐趣和品质的时候，这个家更多地不是温暖而是可怕。

　　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也反证了当下社会福利水平低下的困顿。正义论大师罗尔斯对社会福利做了这样描述：社会福利是社会中处境最差的人决定的，只有当社会中这些人的处境得到改善时，社会福利才会增长。因此可以看出，我们的福利水平不是由那些能买得起房子的群体来决定的。

　　对《蜗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乃至争议，但是， “做房奴不幸，做不了房奴更不幸”，幸福与房子有关，在笔者看来，除了是公众心声的表达外，更是一种提醒。否则，《蜗居》无论引起多么大的关注，在这样的一个注意力时代，也终有冷却的一天。（舒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