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第一杂家

　　-编著书目

　　他学贯中西，文物研究造诣高深，著述颇丰。此外，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堪称京城第一杂家。

　　他就是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获硕士学位。抗日战争胜利后负责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的文物，1946年底担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交涉归还文物事宜。1948年6月，他被故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1962年调回文物局工作，1994年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玩物成家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母亲金章是著名画家，其父任职于民国政府外交部条约司，工作之余喜欢逛古玩店。

　　小学至高中，他就读于北京美国学校，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家中还聘请国学耆宿，讲授文史诗词，他最喜欢古诗词。对于玩，王世襄可谓天生异禀。他8岁就能“飞檐走壁”，爬墙放鸽子。

　　王世襄养狗、玩葫芦、养鸣虫也在北京城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边玩还边用文字记载心得。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

　　爱鸽成痴

　　谈起诸多玩好，王老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王老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他曾写过很多关于抢救传统观赏鸽的文章。每每回忆少时岁月，有一个段子他常挂嘴边：“一连数周英文作文，我篇篇言鸽。

　　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

　　再后来王世襄搬进了公寓楼，无法养鸽子，这成为他的人生最大憾事，可是他对鸽子的喜爱却日久弥笃。

　　无法养鸽的王世襄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鸽书，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

　　追回国宝

　　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中国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

　　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

　　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相濡以沫

　　王世襄与夫人相识在他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后。一天，一位叫袁荃猷的燕京大学女生来找王世襄，要做“中国画教材”方面的论文，请他做导师。于是王世襄便成了导师，为使小姑娘通过论文关，他不但导，而且替。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王世襄发现他的妻子实在妙不可言，除了琴棋书画外，其他全不会。就做饭而言，剥蒜可以，剥葱却不行，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最后手上什么东西没有，反过来责备王世襄，说他不会买葱，为什么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他自称“琴奴”，直至2003年袁荃猷病故。此后，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将夫妻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6300余万元人民币。

　　《锦灰堆》收入14首《告荃猷》，其中一首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极为悲痛。

　　治学精神

　　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州、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王世襄后来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文/本报记者卜昌伟整理图/三联书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