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长沙就是一座读书风气浓厚的城市。1919年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就“奇怪地发现”，“长沙人的文化水平很高”，就是一般拉车的劳工也能读书看报。在长沙这座新潮与守旧“爱恨交织”的城市里，大批爱书的人在新书与旧书之中痴迷陶醉。此次，我们借“三湘读书月”的春风，承接上期的话题，再说说长沙人的读书旧事……

　　马王堆老太太的儿子是长沙爱书第一人

　　如果在长沙评比最爱书的人,第一位最好还是不要评何光岳先生，虽然他老人家收藏的家谱和字典够多。

　　就把“长沙第一爱书人”的光荣称号，授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辛追老太太的儿子利狶吧。得奖理由是：他爱书，并且守着书，至死也不放手，等到一两千年过去，世界沧海桑田后，打开他的“书房”，利狶同学收藏的12万字28种书籍(大部分都是失传的佚书)，一下就震惊了全世界。直到今天，他的书仍让不少戴眼镜的叔叔爹爹们觉得研究一辈子仍然不够，从利狶同学的藏书中，很多人仍挖出不少书界的热点来。

　　毛泽东在定王台读书“像牛闯进了菜园中”

　　当然马王堆老太太的时代，他家公子读的书是写在“布”(缣帛)上的书，离现在人们熟悉的书距离有点远，并且那些古古怪怪的字，人们还读不太懂。

　　说说上世纪的事。苏联作家高尔基曾说过，爱读书，“就像是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上世纪之初，长沙城里爱读书的人可不少。其中有个来自湘潭韶山冲的乡里伢子，他跑到长沙定王台的图书馆里读书，他说他扑到书上，就像一头牛擂进了菜园子里(原话为：“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长沙读书的另一则有趣佚闻则是，他跑到南门口最热闹繁华的市场中去读书。我小时候在南门口旁边的西文庙坪小学读书时，我们的班主任廖老师，不下五十次地告诉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在南门口“闹中求静”读书的精神。

　　爱书的毛泽东，还曾和朋友三四在潮宗街开过一家叫文化书社的书店，生意一度做得挺大。直到马日事变后，这家开了七年的书店才关闭。

　　任凯南守在“书市一条街”上读书

　　现在长沙的书市在定王台，之前的长沙书市在黄泥街。黄泥街书市曾名列改革开放后“中国四大书市”之首。20多年前的长沙黄泥街大书市，实际包含有黄泥街、文运街、县正街、府后街、南阳街等数条书市街巷。

　　其实在清末及民国时期，黄泥街、府后街、玉泉街、南阳街就是长沙书市的所在。此处在民国也被称为中国四大书市之一。府后街、玉泉街集中了省城一半以上的书店。府后街在民国时期以卖新书为主，玉泉街则以卖旧书为主。玉泉街被称为“长沙的琉璃厂”。

　　长沙爱读书的人，无不爱逛玉泉街、府后街书市。因为爱书，读书人中也就出现了“假公济私”行为。这其中最著名的佚事就是著名学者任凯南先生竟然将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设在玉泉街。

　　任凯南先生，湘阴人(今属汨罗)，早岁游学欧洲，治经济学。归国后，曾任湖南大学校长，喜涉览中国的故书雅记，尤其喜爱“聚书”，又曾在北门外熙宁街开办大麓中学(市九中前身，原址即今长沙大学城内校区)。

　　张舜徽在《湘贤亲炙录》一书中说：“其时，长沙旧书铺，多集中在府后街、玉泉街。玉泉街书肆林立，仿佛北京琉璃厂也。(任凯南)先生即设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于玉泉街，平时在岳麓处理日常校务外，辄渡江至办事处休息，设榻其间，或信宿(注：连住两夜)乃返校。书商每得善本或稀见之书，辄走送先生审择。先生于是致书益多，皆节衣缩食以得之。由是博涉多通，于版本源流利病，皆能自道其所以然，肆估不能欺也。”

　　著名学者张舜徽当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师，课余也喜欢游玉泉街，于是在玉泉街的书店中就偶遇了任凯南先生，两人交谈甚洽，任凯南于是邀张舜徽到湖南大学城区办事处小坐。张舜徽见到湖大办事处的室内“自几案、卧榻，积书皆满，多精善之本，为心折焉。”

　　当然，现在交通方便了，也就毫无把大学办事处设在长沙书市边上的必要了。不过，当年湖南大学校长的爱书痴书精神，似乎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

　　据说，长沙河西，今天居然开不起一家好书店，也算是咄咄怪事了。

　　民国时期新书店与旧书店的较量

　　长沙“有书可对”(历史文献记载)的最早一家书店，名“二酉堂”书店，此书店于乾隆年间陷于清代文字狱而留名于世。

　　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省会长沙的书店大量涌现，同治、光绪年间，长沙旧城内既刻书又卖书的书店就达14家。

　　借着湘军崛起的历史潮流，湖南从江浙读书之地运回大量书籍；受曾国藩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的影响，湘军将领解甲归田后，纷纷效法曾侯，在长沙城内开始兴盛的刻书印书的风气。

　　清末，湖南官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三家官书局与湘军一同崛起，盛极一时，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仅这三家书局就刊刻印行了雕板书150种，晚清重臣、湖湘名人曾国藩、李星沅、郭嵩焘、李元度、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等大批人的著述，都在这三家书局中刊刻印行面世。

　　今天长沙老城区黎家坡旁的古潭街刊刻有附近街区的文化遗址，却偏偏忘记了设在古潭街街区附近的传忠书局和遐龄庵。就是传忠书局的《曾文正公全集》(180卷)同时影响了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

　　在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之时，省会长沙成为新书与旧书同时印刷或刊行的高潮阶段。

　　湖南官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三家官书局及王先谦、叶德辉、王闿运等私人，在长沙不断用雕板印刷经史子集及各类“旧书”，而新兴的《湘报》馆、学战公司、新学书局则奋力刊印发行“新学”书刊。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后，新书出版对于旧书的出版已取得发行和推广的优势。

　　然而湖南省城长沙自晚清开始既是最“敢为人先”的新潮之城，也是最顽固保守的“铁门之城”，长沙旧书仍然坚守着它的半壁江山。一方面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三人监督刻板时相当认真，如王先谦撰成《后汉书集解》脱稿后，王先谦请来会写宋体字的书手三四人在家写板，他亲自校对，再请精通文字的人来检查，确认并无讹误，才肯开口印书。质量决定了旧书的流传。

　　辛亥革命后，机器印刷想用轰隆隆前行的脚步彻底取代雕板印刷，但直到抗战爆发前，雕板书翻印仍存在并流行于长沙城中。长沙旧藏书家甚多，为了搜集旧书，北京等地甚至有人到长沙专为搜集旧书，在当年的长沙，甚至有著名书店在长沙设营业点搜求古籍，然后再运往发达城市销卖的旧书店。

　　当然旧书之外，长沙更存在一批新书店，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今天的书店一样，教材、教辅材料，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一些新书店的主营利增长点。与旧书店抗衡的除了新书店外，文化书社等进步书店也开始赢得革命或倾向革命人士的欢迎，不少青年就是在“有价值的新出版物”的影响下，踏上革命的征程。(任大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