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业有专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理应是在官位干公事，在学校做学问，各念各的经。本届高校“名师”奖，“官”与“学”的比例如此悬殊，折射出在教育体制“行政化”情形下教师地位的尴尬。什么时候大量“名师”不再在乎戴“官帽”了，高校的行政人员回归专业服务的本职了，“培养杰出人才”也就有希望了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先生留给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大大的问号。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个难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改革“行政化”的教育体制。

　　在今年教育部评选出的百名高等院校教学名师中，竟被发现有九成担任着各种行政职务，其中担任校级行政职务的占两成。这一“意外”的评选结果，更引起了社会各方对于“教育体制行政化”和高校“官本位”的讥评，也让我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难度。

　　“当官不受欺负”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主要奖励对象，是在高校长期从事基础课程教学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以鼓励教师们坚守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然而今年评选出来那么多“戴官帽的名师”，是否大大有违设置这个奖的初衷呢？

　　笔者无意对本届获奖者的教学成果和学术水平说长道短，相信大多数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名师”。在今年的获奖者中，就有笔者的同学和熟悉的人，有的也有行政职务，但确是学养深厚、严肃正直的学者。虽然也有网友爆料，个别当选者差不多已经10年没有开过一门本科生课程。

　　官员与教授的职业换位，其实是正常的事情。有专心学术无意仕途的学者，也有大学教授加入政府担当公职的，亦有卸任公职后重返大学讲堂的。但理应是在官位干公事，在学校做学问，各念各的经。我们这里亦官亦学、跨界通吃的“两栖”，可谓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官本位”出现在学校中，更有着教育体制“行政化”的特殊背景。

　　高校中的行政职位，如果从功能上认真计较，应是为教师和教学科研服务的工作；即便官员，按理也是公仆。但不少高校的“官本位”风气并不亚于社会，学术殿堂也充满了等级气息，连专为一线教师设的奖项，都成为拥有各种行政职务者的争夺对象。因为事实上，在高校只搞业务，没有行政上的一官半职，是很难争取到“资源”的。“无官一身轻”在今天的解读，不再是清高的自诩，而是无足轻重的贬词。笔者有一旧相识，已是教授、博导，仍一心要谋求单位的行政职务。问及原因，此君的回答倒也坦率，“当官不受欺负”。正因为学校是行政主导，行政领导掌握着教学、研究资源的分配权利，也就难怪许多人要趋之若鹜跻身其间了。

　　本届高校“名师”奖，“官”与“学”的比例如此悬殊，折射出在教育体制“行政化”情形下教师地位的尴尬。其中无非两种情况：一是行政领导挤占了本属一线教师的名额；二是教学一线优秀教师已大量“挤”进行政系列。第一种情况，不能说没有，但想来只是个别少数；更多的应还是“名师”戴“官帽”的情况。让优秀教师担任行政职务，往往被认为是对其教学和学术贡献的一种认可和奖励；而担任了行政职务，就能争取到更多利益和资源。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事实。

　　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再三要求取消他们的行政和社会兼职，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工作。现在，这种“迂阔”的声音早已消失，至少听不大到了。大家似乎对行政和社会兼职不仅不再厌烦，反而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不能不深思！

　　教学科研“平质化”

　　“术业有专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任职行政，如果正经认真地干事，势必会影响专业的精进。但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说，高校行政系统不但掌握利益分配，而且掌握学术标准，进入其间自然比单打一地搞业务有利得多。这是两难选择。有不少教授兼任行政工作后，除了为自己“整合资源”，对服务他人只是应付了事，那就更加坏事。

　　更要关注的是，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采取违背学术规律的“数量指标化”管理，结果带来教学与研究成果的“平质化”。在这种“平质化”的评价体系下，某些行政领导利用手中资源组织些写手照样可以“硕果累累”，如此，何谈钱学森先生所说的“培养杰出人才”？

　　什么时候大量“名师”不再在乎戴“官帽”了，高校的行政人员回归专业服务的本职了，“培养杰出人才”也就有希望了。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