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杨宪益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社会各界民众及外国友人前往送别。 中新社发 富田 摄
11月29日,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杨宪益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社会各界民众及外国友人前往送别。 中新社发 富田 摄
杨宪益的辞世,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思考
开栏的话
许多外国人是通过杨宪益先生的《红楼梦》、《离骚》、《鲁迅选集》和《沉重的翅膀》等译著,得以走近和触摸到厚重悠远的古代中国、顽强抗争的近代中国和走向复兴的当代中国。在当下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一步步走出去的境况下,杨宪益先生的逝世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翻译作为对外交流桥梁的关注和思考。本版自今日起,将从我国翻译界的现状、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探讨如何使翻译这座桥更牢靠,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11月29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告别厅内,鲜花丛中的杨宪益,面容安详,哀悼者同他依依惜别,他们中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从他的书中懂得中国,他们用娴熟的汉语说:“我们来送杨先生。”
6天前,这位95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家驾鹤西去。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告别,是翻译界向翻译大师的致敬,是文化界向文化泰斗的哀悼,也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追思。
杨宪益走了。有人说,中国自此将进入文学对外翻译的“大师断层”期。杨宪益的辞世,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迈过第一道坎的思考。
翻译既是“桥”也是“坎”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
不久前,中国某家出版社将《辞海》直接翻译成“word sea”(词的海洋),着实出了一番洋相。
中国文化“走出去”遭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翻译。“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为中国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然而,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一直处在弱势地位。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谈到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障碍时说,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在世界上表现中国核心价值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文化产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仍然有限。
只有迈过了翻译这道门槛,中国文化的“海外之路”才能行得畅通。曾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职的刘方是杨宪益的老同事,一直从事法文翻译工作。她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称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黄金年代”。那时,杨宪益任杂志《中国文学》的主编,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将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成册,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后又出版少量德、日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几乎成为很长时期内国外了解、研究中国文学的唯一窗口。刘方介绍,当时有一批专业的人在翻译,不仅翻译陶渊明、王维、蒲松龄等人的古代文学作品,也翻译张洁、谌容等人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评价说,杨宪益用一生在翻译中国,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有数据统计,《中国文学》杂志共出版590期,“熊猫丛书”出版190多种,介绍中国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这些数字的背后,是许多翻译家青灯黄卷、孜孜矻矻的劳作;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正是大批学贯中西、中西合璧的优秀翻译家们的身影: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巴金、王科一、杨必、任溶溶、杨绛、草婴、傅雷、傅东华、祝庆英、黄杲炘……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会外语不等于能翻译
我国专业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不超过200人
在中国,翻译长期以来被视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使得社会上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只要学好外语就可以胜任翻译工作,外语人才等于翻译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会外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出国深造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更催发了“全民外语热”。如今,外语已贯穿于每个中国人的人生始终。上幼儿园时,年轻的父母就开始为“小孩学英语会不会和汉语拼音搞混淆”而苦恼;上了小学,英语发音问题更让家长们捏了一把汗;到了中学,外语更是成为衡量一名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准;到了大学,外语过不了四级就不能毕业;毕业之后,评职称还是绕不过外语考试这一关……
与之形成悖论的,则是文学翻译人才的极度匮乏。“英语完全成为一种功利目的的工具,本着这种目的学习英语,不能不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说。
据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介绍,目前中国有几十万翻译从业人员,3000多家翻译公司,每年300多亿翻译产值。但这主要是因为翻译的面扩大了,科技、军事、工业等以往被忽略的翻译领域有了进步。“在这些领域,翻译人才的供给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但他同时指出,文学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目前中国专业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不超过200人。“中国翻译界还是缺少像杨老那样学贯中西,能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外国的高级翻译人才。”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化,更是两种文化的转化。要成为翻译大家,不仅要精通外文,更要有深厚的中国文学素养。
杨宪益能让外国读者读懂中国的宝黛爱情、人情百态,正基于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文化底蕴。
谁愿坐文学翻译的冷板凳
外译中千字60元,中译外千字80元
“卅载辛苦真译匠,半生飘泊假洋人。”这是杨宪益生前的感慨。翻译需要耐得住寂寞。而今,还有谁能坐得住冷板凳,去从事一项“前途渺茫”的事业?
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常年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工作,一年最多翻译20万到30万字。据他回忆,翻译家杨绛一天也就翻译500多字,“我们都是把句打碎了,一个词一个词地消化。”叶廷芳回忆,自己曾经为了翻译一个术语,推敲了几年,才最终定案。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翻译已不再仅仅是双语间的语言信息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传真”,即把原语中所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完备地传达到译语中去。如何培养像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如何完善我们的翻译体系?“这对我们都是个提醒,翻译事业的繁荣还需要我们乃至社会各界不懈努力。”叶廷芳说。
刘方感慨,“像这样一辈子做翻译的冷板凳,我们都是凭着精神和兴趣,而不是为了钱,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呢?”
据介绍,目前文学翻译还是沿用20年前的薪酬标准,外文翻译成中文,1000字60元,中文翻译成外文,1000字80元,即使是杨宪益这样的大家,也是如此定价。
而商业翻译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刘方给电视剧翻译字幕,翻译1000字可以赚160元到180元不等。
“文学翻译不仅不赚钱,而且对译者的要求更高。但像杨老这样学贯中西的人实在太少了,很多人连《离骚》、《老残游记》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没有读过,更何谈翻译呢?”郭晓勇感叹。
李 舫 陈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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