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本书考察了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考察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一百多年的艰难曲折过程，也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前后两个三十年。能不能简要讲一下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提出“中国力”这个概念？

　　作者：这本书主要想说明这几个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中国社会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今天，向西方学习已是中国朝野一致的共识，中国社会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成千上万的学子走向海外学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西方作为先发的现代国家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惑着许多中国人。我们既不能妖魔化西方，但也不能天使化西方。我们考察中国一百多年向西方的学习过程，就是要还原西方国家本来的真实面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怎样学习西方国家，怎样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成都相比，中国今天仍然处于学生阶段，正是由于这一点，正确理解西方国家才特别具有重要意义。

　　2)什么是中国模式的本质？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今天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书中提出，由国家主导并整合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近三十年取得高速发展的关键，这种整合的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这种模式促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缓慢但有着重要意义的发展，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舆论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力的平衡。这四大力量的平衡实际上超越了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离。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平衡体系，而仅仅是政治权力内部的分割和制衡。但政治力量在西方社会并非一种主导性的力量，资本的权力远比政治权力大得多。资本可以制约政治，而政治很难制约资本，这一点从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舆论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力的“四权平衡”，是全社会的平衡，这种平衡远比政治权力内部的平衡更重要，更能防止社会的畸形发展，更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当然，中国今天尚没有真正达到这种权力的平衡，但中国模式使得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3)走出意识形态的窠臼。中国若要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人说，中国模式非驴非马，是个四不像。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还没有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教条中走出来，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要批判共产主义。按照一个理想化了的蓝图去创造一个社会正是空想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提“中国力”(sinolizing)这个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强调应该由中国或中华民族这个主体来整合各种社会发展的理论，而不是相反。中国今天的发展不是要去符合某种主义，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相反，所有有价值的主义，人类有价值的思想成果都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工具，都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服务。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首先理想化出一个舶来品的主义，然后希望中国按照这个理想化了的主义框框去发展。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其实，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理论，不过是人们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就拿美国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也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从不忌讳把非资本主义的理论用于实践，这就是“美国力”的特点之一，也是美国能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今天提出“中国力”这个概念，就是希望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真正走出意识形态的窠臼。

　　记者：编辑评语说，三十年来中国学界精英的思维和眼光一直落后于中国政界精英，《中国力》的出版宣告了这一状况的改变，你们认同这一说法吗？如果同意，中国的学界主流主要是在什么问题上落后于政界呢？

　　作者：坦率地说，在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上，中国学界不仅落后于决策的中国政界，而且也落后于企业界。寒竹在二十几年前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但这个现象在今天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学界落后政界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由于马克思哲学的巨大影响，中国学界始终没有摆脱唯理主义的偏见，理论先行、蓝图先行成了中国学界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教条，始终无法走出泛意识形态化的阴影。对于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来说，只是把共产主义的教条换成资本主义的教条，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年代。

　　2)由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由于一百年来的不断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知识界有着跟当年俄罗斯思想家类似的民粹主义情节，平等至上的幽灵始终缠绕着中国知识界。这种民粹主义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3)由于中国学界大多由国家奉养，这导致学界的主流跟私人企业、跟商业活动、跟社会实践严重脱节。显而易见，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根本无法提出切合实际的社会发展理论。

　　中国学界要想摆脱落后于社会发展的状态，一方面要走出唯理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阴影；另一方面，中国学界一定要从国有化的书斋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我不敢说《中国力》的出版改变了学界落后于政界的状况，但《中国力》作者至少是没有受到上面三个方面的束缚。

　　记者：为什么用英文SINOLIZING表示“中国力”？

　　作者：根据英文词典的解释，Sino-这个前缀，源于拉丁语Sinæ、希腊语Sinai和阿拉伯语Sin，据猜测是从秦朝的Qin这个音演变而成的，代表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在19世纪70年代，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以Sino为基础创造了Sinology这个词，表示汉学或中国学。

　　在英文里，目前还没有Sinolizing这个词，它是本书作者的一个创造，创造的依据是：在英文里，Westernization被译为“西方化”，Modernization被译为“现代化”，按照同样的构词规则，“中国化”可以反译为Sinolization. 由于这些词都属于动词性的名词，带有主体运用某种力量使客体发生变化的含义，因此，“中国力”在英文中即可以用Sinolizing来表示，被理解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实践力量。作者认为，“中国力”这一力量基于中国传统和文化，又在西学中得到改造，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历经了近一百多年的失败和曲折之后，终于蓬勃地生发出来，成功开创了“中国模式”，并保障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