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草根看台湾

　　叹，大家都不容易

　　10年前，22岁的廖信忠从台北经澳门转机飞往北京，他在飞机上看到了过去只有在课本上或电视上才看得到的大陆土地，飞过了长江、黄河，“那种心情真是激动得无法表达。”从那之后，廖信忠曾先后3次在大陆长途旅行，并陆续游历了北京、上海、青岛、厦门、武汉、成都、重庆、昆明、乌鲁木齐、拉萨等城市。

　　至2007年，这个普通的台湾青年干脆离开了台北，来到上海工作。第二年的春节，廖信忠回到老家拜会初中同学的父亲———一个当年迁到台湾的上海人，当他用刚学来的上海话开玩笑地问候对方，“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刷刷地就落了下来。

　　同为中国人，大陆和台湾因为历史原因被一截海峡隔开，彼此血脉相连，但又彼此又相知甚少。廖信忠发现，“台湾对大多数大陆朋友而言，往往只是个空洞的概念……台湾和大陆普通民众一直都只是在凭空想像对方”。于是，廖信忠开始尝试从自己出生的1977年开始，以草根的视角，用编年体的方式讲述台湾老百姓的故事。

　　雷人的政治笑话

　　在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台湾这些年》里，廖信忠如实记录了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他把社会大事件和个人小事糅合在一起，贯穿讲述。那些当年举足轻重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在草根的记忆中，如今看来颇有些荒诞的感觉。

　　蒋介石在台湾去世时，当地的报纸用了“崩逝”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不过在民间，却流传这有关蒋介石的政治笑话，说是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孙中山，后者问老蒋———“我死后，有没有‘行宪’啊？”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啦！”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蒋介石回答：“是我。”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蒋介石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吾三连)。”孙又问：“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老蒋说：“赵元任(照原任)。”孙中山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蒋介石支支吾吾地说：“是……是赵丽莲(照例连)。”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笑话中的提到的人名都确有其人，于右任是书法家、国民党元老；吴三连是台湾报人；赵元任是曾受到周恩来接见的语言音韵学家；赵丽莲则是在抗战时期开中国英语广播教学的先河的教育家。

　　廖信忠说，其实蒋介石在台湾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我小学时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荒唐的禁书理由

　　在那个年代的台湾，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当时新武侠的领军人物金庸，其作品在台湾也被禁了好几本，使得读者看到的大部分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而更为夸张的是，书中提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问题就出自“东邪”上，东方的桃花岛被指暗喻台湾，所以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有不少。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原因被抄了家。警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跟着遭了殃。甚至连法国作家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翘楚，只因为这位老兄姓“左”，就被打入了左派，其著作也就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者说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理由是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在检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检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遭彻查。

　　现在这些事听起来都很匪夷所思，感觉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的，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吃不了兜着走。

　　思乡的辣豆瓣酱

　　1949年前后，约两百万人随着国民党退至台湾，除了少数高官和高级将领外，大部分都是乘船，而后国民党当局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而他们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这在台湾形成了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可以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有自己的公共设施，有点儿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的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自己，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

　　当初许多孤身赴台的官兵后来在台湾都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发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廖信忠的成长记忆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他家附近叫卖大馒头之类的东西。又或者，这些退伍老兵只能充当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之类的基层工作。而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红烧牛肉面”，这种台湾本省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在思乡情的驱使下，凑合着台湾现有的食材做出来的。

　　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来的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今后可能推出系列书

　　最近一年多来，两岸关系持续升温，廖信忠自己读过不少大陆关于台湾的书，但那些书大部分写的都非“真正意思上的台湾民众”。“我从一开始目标就很清楚，要向大陆朋友介绍这30年来台湾的草民生活史，不只是写给知识分子看，而是把它当作故事书来写；我长期关注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识，也在大陆生活了一阵子，很清楚大陆朋友想知道台湾些什么事，所以相较于‘一将功成’似的大人物事迹，我更喜欢讲那些‘万骨枯’背后老百姓的故事。我希望带给读者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这些年，大家都不容易！”

　　知名学者主编师永刚说：“《我们台湾这些年》的出版是两岸普通民众交流的一个契机，它打开了一扇关于两岸沟通的大门，让两岸之间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普通百姓，投向真实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纠结于两岸的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出版对两岸民间交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廖信忠透露，接下来他还计划将《我们台湾这些年》作为系列书来推出。

　　本组稿件均由本报记者蒋庆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