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用心的诬陷

　　宁乡县公安局长霍建国关于处决杨剑雄的信，3天后就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与杨剑雄是上小学时同学，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1949年11月中旬，他曾接到过杨剑雄一封来信，当时确实太忙，没有即刻作复。没过多久，乡间有亲友来北京看他，刘少奇顺便问起杨剑雄的情形，获知了杨剑雄的种种劣迹后，他就十分警惕了。尤其是杨剑雄在乡间吹牛，说刘少奇在沙被捕，是他向赵恒惕求保，才获得释放，是他救了刘少奇的命。刘少奇就不能再沉默了。有一回洪赓飏的妻子袁素去北京看望刘少奇，刘少奇对袁素说：“杨剑雄逢人便说他救了我的命，哪有这样的事啊！”

　　却说杨剑雄没有接到刘少奇的回信，曾动身去北京，希望能见到刘少奇。后来“文革”中谢富治的专案组据此认定，刘少奇与杨剑雄解放后还有往来。关于杨剑雄在北京的情形，他本人在狱中亲笔供词说：

　　一到北京，就去找招待所姓鲁的(同乡)。那姓鲁的说，他作不了主，要政府批准方能住宿。于是回到车站不远的地方，住进一个客栈，想法子见刘副主席。无如我这个站在反动立场的人，找不到门径。我总以为可以住招待所，不花钱。结果客栈很贵，我没带好多钱，无法再留，就不得要领回到了长沙。

　　这是杨剑雄去北京的真实情况。

　　其实，刘少奇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对给予过他帮助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与洪赓飏在长沙握别后，就天各一方，互相没有联系。直到长征之后到达延安，才从湖南来的人那里得悉，洪赓飏早于1928年秋天因生腰痈，病逝于长沙，时年30岁。刘少奇难过极了，写信给洪的妻子和母亲，问候他们的健康，关心他们的近况，信中建议袁素把孩子送来延安学习……眷顾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袁素的孩子还小，中途又多阻隔，没有能去延安。解放后，袁素快50 岁了，住在乡下，生活相当窘迫。刘少奇给袁素写信，说她毕业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可以去省文教厅请求分配工作。如果不怕吃苦，也可以来北京学习。袁素果然去了北京，刘少奇热情接待了她，并介绍她去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袁素学习结业后，分配去武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工作。临行前，袁素去向刘少奇告别，刘少奇设家宴款待。叙谈中，袁素说自己的眼睛不好使了，看书写字都很费劲。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一副老花眼镜，让袁素试试。袁素试了一下，正好合用，刘少奇便将这副眼镜送给了袁素。“文革”中，袁素吃了许多苦头，但那副她使用了多年的眼 镜还在。袁素于1977年去世，这副眼镜由她的儿子洪克宗保存。1987 年，洪克宗将眼镜献给了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

　　其他营救过刘少奇的人，如周震麟、贺耀组、周维宾等，解放后都得到刘少奇的尊重。他没有忘记老朋友。

　　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的来信，使刘少奇陷入沉思。杨剑雄畏罪潜逃，现经当地政府缉拿归案，并依法作出了判决，可见他罪不容赦。

　　当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1949年12月3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时，召集死硬分子训话，要他们分散潜伏，开展长期的斗争，以图最后完成反共复国戡乱大业。尔后果然匪患成灾。从1950年春天起，全国各地暗杀基层干部的事件层出不穷；还有炸桥梁、割电线、撬铁路、纵火烧仓库等恶性大案。而据各地报告，匪情还有迅速蔓延之势。为了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7月21日发布指示：坚决肃清一切公开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

　　国无纪，民无生，国法大如天。刘少奇与杨剑雄确实有过同学关系，但据宁乡县公安局的公函，杨剑雄罪大恶极，不堪再造，刘少奇亲笔拟就电文：湖南省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二十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

　　一月二十九日